胡适在《四十自述》里，称搞文学革命是被“逼上梁山”，意为当时在语言、文学等问题上，国人信守传统，比较保守，死守文言文，不能与时俱进，给白话文一个地位，就连一起留学的任鸿隽、梅光迪等同龄人
如今，20世纪已悄然而逝，胡适等新文学运动大师也是墓木已拱，但新文化运动的成绩却是有目共睹，任谁也否定不了。如果胡适等泉下有知，也当为中国语言的更新与演进、为中国现代文学的发展而感到欣慰。从现在的情形看，倒是可惜了那文言文，如今真会的人恐怕不多了，能用文言文写诗填词的人就更少了。如果新文化运动的参加者对传统文化的态度能温和些，也许新文化与旧文化就会接榫得更好；而如果当时的社会特别是那些旧式文人能够开明一些，能够以一种发展的眼光来看问题，对白话文示以优容，也许旧文化在新文化运动中及以后的命运就会好一些，就很可能不会让今人如我者对中国现代文化的发展感到遗憾了。
但是，从事物的发展规律看，似乎一切新事物的生成、发展，都不得不经过“逼上梁山”这一段，社会变化尤其如此，中国现代文化的发展当然也不例外。因为只有上梁山，才可能从被逼无奈中寻找出一线生机；而如果不上梁山，就一定会被旧势力所扼杀，或是胎死腹中，或是中途夭折，很难有发展机会的。理由嘛，简单地说，有两条：一是旧事物、旧习惯势力很强大，不会轻易地给新事物让路；二是新事物太弱小，很难通过合法的竞争争取到生存的资格。一代伟人毛泽东曾形象地说过，反动派，你不打，他就不倒，这就好像屋子里的灰尘，你不扫，它就不会自己跑掉。所以，在重尊卑讲礼治的中国传统社会里，新事物要想通过和平的方法、合法的途径获得发展，几乎是不可能的；要发展，就只能造旧事物的反，在打破旧秩序之后，逼得旧事物或者妥协，或者被消灭，新事物才会获得发展的机会。因而，在这样的社会环境里，新陈代谢就显得极为壮烈甚至极为惨烈，大有一种力拔山兮气盖世的雄壮与风萧萧兮易水寒的悲情相互交织的感觉。在中国近代的一百余年里，国人的这一感觉就尤为强烈，印象也尤为深刻。这里限于篇幅，只能就几个大的历史事件作些简单点评，以证言之不虚。
在洋务运动中，洋务派主张要制器造船，要办洋务学堂，要派少年英俊出国留学，一句话，就是要师夷之长技。在今天看来，西风既已东渐，而且事实已证明人家船也坚、炮也利，把人家那点先进的东西学过来，是顺理成章的事。但就是这么看似极为平常的事，在当时的顽固派看来，可就是离经叛道，罪不容诛，因而动用起一切资源、找出各种理由来加以反对。他们说，中国是礼仪之邦，西夷乃犬羊之性，那些个奇技淫巧压根儿不值得学，对那些侵华的洋夷，只要“以忠信为甲?，礼义为干橹”，就一定无往而不胜；洋务派搞的这些新举措，简直就是多此一举，这样下去，后果不堪设想，甚至要“变夏从夷”。“变夏从夷”这顶帽子实在太大了，弄得洋务派灰头土脸，好没面子，逼得实在没办法了，就只好把军再将回去，表示只要顽固派有其他兴国“良图”、“妙策”，一定追随其后。好在倭仁等顽固派只是嘴上功夫硬，拿不出良图妙策来，因而对洋务派虽时而捣乱时而掣肘，但还不至于闹到两相决裂的地步。因而，今天看洋务运动的失败，原因之一固然是因为风气未开，士大夫守旧的习气太重，开新太难；但更重要的一点则是洋务派自己不够“新”，实际上是与顽固派站在同一个壕沟，因而“上梁山”的决心就很不坚决，甚至于在一些重大问题上被顽固派“逼”到死胡同时，也长不出“上梁山”的决心来。这样，虽有心向西方学习，但对于学习的结果，实际上并没有寄太大的希望，甚至不抱希望。正如洋务派大将李鸿章自己所说，他几十年兴办的洋务事业，只不过是对老房子的修葺，只不过是纸糊的老虎，哪里经得起风雨？
到了清末，受甲午战败的刺激，康有为大胆提出要变法，而且要“速变”、“全变”，看似决心不小，光绪帝也倾力支持。但维新变法遭到顽固派的强烈反对。他们说：“天不变，道亦不变，祖宗之法不可变。”逼得改良派没办法，以至要铤而走险，围园劫后，但由于事机失密，最后反被以慈禧为首的顽固派抢了先机，囚禁了光绪，到处捕杀维新党，维新变法不到一百天就失败了。戊戌变法失败的原因固然很多，但维新派的力量实在过于弱小，如此弱小的维新派还寄希望于与强大的守旧的当权势力和平共处，实在无异于与虎谋皮，失身虎口就是早晚的事了。曾一度支持变法的清廷重臣张之洞事后对当时政界的颟顸守旧有切身体会，他说：“今之仕途，……其所谓更事，不过痼习空文，于中外时局素未讲求，安有阅历？而迂谈谬论，成见塞胸，不惟西法之长不能采取学步，即中法之弊，亦不肯锐意扫除。”钱穆先生在《国史大纲》中对清末守旧的政治风气也有相当平实的分析，他说：“一则清廷以专制积威统治中国，已达二百年，在满洲君臣眼光里，祖法万不可变。二则汉人在此专制积威政体下亦多逐次腐化。当时政府里真读书明理，懂得变法自强之需要与意义者亦少。在这一种政治的积习与氛围中，根本说不到变法自强。”满朝官员都如此守旧，这就很像鲁迅所说的“黑屋子”，所有的人都宁肯在腐臭黑暗中窒息死亡，也不愿有人来凿个小洞，带来生之希望。因而，在凿洞没有希望时，清醒者就只能想办法把这“黑屋子”彻底毁掉。继变法失败而来的革命派，就是觉悟到走合法改良的路走不通，才不得已采取暴力革命的手段，以推翻清政权，建立民主共和制度。所以，辛亥革命是反动派逼出来的，而不是近代中国人得了急躁病；在无路可走时，我们的先人不得已用革命的手段来实现整个民族的利益，为中华民族争取一个光明的前途。
到了民国，新文化运动如此，新民主主义革命也是如此。但与此前的洋务运动、维新运动、辛亥革命不同的是，新文化运动在反抗中成功了，新民主主义革命在共产党的领导下胜利了。
在这几个例子中，有的虽被“逼”，但就是下不了上“梁山”的决心，所以后来失败了；有的被“逼”无奈，在犹犹豫豫中走向“梁山”，但在到达“梁山”之前，就被旧势力镇压了；有的被“逼”到不得已，就横下一条心，上了“梁山”，终于趟出一条生路来，即便是一时不能成功，也至少为后来者扫清了前进的障碍，增加了后来者坚决反抗的勇气。由此可见，新事物在发展的过程中，无论如何是不会受到旧事物欢迎的，旧事物总要找出各种理由来反对、镇压新事物；对新事物而言，最重要的不是企求与旧势力妥协，而是在受“逼”无路之时坚决反抗。只要坚决反抗了，胜利的曙光就有可能从地平线上冉冉升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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