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大钊与“到民间去”

    “五四”时期，李大钊在阐述青年与农村的关系时，率先提出“非把知识阶级与劳工阶级打成一气不可”的口号。这既是“五四”时期诸多知识分子亲和平民的精神标志，又在一定程度上映现出李大钊由民主主义向马克思主义转变的思想轨迹。

李大钊是一位较早号召中国青年到农村去的早期马克思主义者。1918年11月16日，在北京大学师生庆祝协约国战胜同盟国的集会上，李大钊作了一场主题为《庶民的胜利》的演讲。他认为第一次世界大战是“大……主义”与民主主义的战争，结果是民主主义战胜了“大……主义”，而民主主义的胜利，实质就是庶民的胜利、劳工主义的胜利。李大钊指出：“这回战胜的，不是联合国的武力，是世界人类的新精神。不是哪一国的军阀或资本家的政府，是全世界的庶民。”在《Bolshevism的胜利》一文中，他一再强调：对于德国军国主义的胜利，不是那些托名参战的军人和投机取巧的政客的胜利，而是民主主义的胜利、社会主义的胜利，是Bolshevism的胜利，是世界劳工阶级的胜利、二十世纪新潮流的胜利。因此，他大张旗鼓地为“庶民的胜利”而欢呼。李大钊希望，今后的世界“人人都成了庶民”，而要想当一个庶民，就应当一个工人。他呼吁：“诸位呀！快去做工呵！”当然，“走向民间”并非轻而易举之事，李大钊深知这需经历一番苦痛，冒诸多危险，但这已成为世界性的潮流，须知“今后的世界，变成劳工的世界”。面对这一潮流，“只能迎，不可拒”，他希望中国能够利用这一潮流，“使一切人人变成工人”。否则，到世界“成一大工厂，有工大家做，有饭大家吃”之际，中国将无立足之地。由此可见，这位马克思主义先驱要求走向民间的愿望是何等焦灼而迫切！

后来，李大钊接连写下《联治主义与世界知识》、《战后世界之潮流》、《劳动教育问题》、《青年与农村》等文章，反复显示出要求走向民间、接近民众的思想倾向。在《青年与农村》中，虽然他以19世纪俄国民粹派“到民间去”的行为方式指导中国青年运动的方向，但是他的“非把知识阶级与劳工阶级打成一气不可”的运作思路，与中国革命实践所贯彻的“知识分子与劳动群众相结合”的理论策略非常吻合。这固然有知识分子改造农村的启蒙主义意图，但也包含着用农民精神、乡村伦理影响和塑造知识分子人格品性的考虑和愿望。因此，李大钊呼吁青年深入民众，“到农村里去”，在社会中扎根，投入社会改造的洪流，扫除乡村落后的垃圾，担负起教育国民的重任。在他看来，“到民间去”的意义，就在于“做现代文明的引线”，以启蒙的立场和姿态去开发民间，使平民知道要求解放，陈说苦痛，摈弃愚暗，自己为自己的生活打算，也就是要促使农民自觉，使他们明白生活的意义。这种启蒙任务在当时非常急迫，因为中国大多数的劳工阶级就是农民，“他们若是不解放，就是我们国民全体不解放；他们的苦痛，就是我们国民全体的苦痛；他们的愚暗，就是我们国民全体的愚暗；他们生活的利病，就是我们政治全体的利病。”

李大钊遵循俄国革命者的主张，提出了具体而不乏乌托邦色彩的解决面包和吃饭问题的方案。在《Bolshevism的胜利》中，他认为一切男女都应工作，工作的男女都应加入一个联合组织；每一个联合组织都应有“中央统治会议”，“有劳工联合”，什么事都由他们决定，一切产业都归做工的人所有；他们将联合世界的无产阶级，拿他们最大、最强的抵抗力创造一块“自由乡土”。李大钊为俄国革命所鼓舞，展开了建构民族国家的想象的翅膀，力图组织和展开“少年中国”运动。他指出，我们的理想是在创造一个“少年中国”，而这种“少年中国”的理想，“不是死板的模型，是自由的创造；不是铸定的偶像，是活动的生活”；这种运动的目的，是要中国“沿着那一线清新的曙光，向光明方面走”，即向着俄国开辟的社会主义方向前进。

如何才能把中国改造成为“少年中国”呢？李大钊指出，这需要从精神和物质两方面改造入手。所谓精神的改造，就是本着人道主义的精神，宣传互助、博爱的道理，改造堕落的人心，变占据为创造，变残杀为友爱，变侵夺为同劳；所谓物质的改造，就是本着勤工主义的精神，创造一种“劳工神圣”的组织，改造现代游惰本位、掠夺主义的经济制度，把劳工生活从这种制度下解放出来，使人人都须作工，作工的人都能吃饭。前者是“文化构造”，后者为“经济构造”；经济组织不作改变，精神改造很难成功。这非常贴近马克思主义有关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的思想和原理。

由此出发，李大钊在《“少年中国”的“少年运动”》中再次呼吁青年到农村去，拥抱工农群众，不应漂泊在都市上，“在工作社会以外作一种文化的游民”；而应投身到山林、村落里去，在那绿野烟雨中，“一锄一犁的作那些辛苦劳农的伴侣”。发动知识分子加入劳工团体，以村落为基础建立小组织，与工农民众组成“大联合”，始终是李大钊关注的中心。他认为，只要知识阶级加入了劳工团体，那劳工团体就有了光明；只要青年回到农村，那农村的生活就有了改进的希望。在李大钊的思想意识中，知识分子与民间的结合，是一个关系到“现代青年运动的方向”的问题。因此，他号召青年“打起精神来，寻着那苦痛悲惨的声音走”。

不过，我们也应清醒地看到，李大钊等人倡导和发动的“到民间去”的运动，在五四知识青年中既产生了积极的意义，也带有一定的消极影响。就积极方面来看，更多的人基于对民间的浪漫想象，在痛苦而愤激地剖析着自己的灵魂，譬如不少青年都自我反思：“我想我这拿笔在白纸上写黑字的人，够不上叫劳工。我不敢说违心话，我还是穿着长衫在，我的手不是很硬的，我的手掌上并没有长起很厚的皮，所以我不是劳工”；就消极方面而言，一些青年以此作为逃避现实、寻求新的刺激或颓废悲观的一种手段。茅盾在《还须准备长期而坚决的斗争―为五四三十周年而作》一文中对此有形象而精当的描绘：“小资产阶级青年以颓废为逋逃薮，在亭子间和女朋友一面拼酒，一面举拳击桌，歇斯底里地喊着：‘到民间去！到民间去！’为个人无政府主义所陶醉的破落户子弟，穿着褪色的彩衣，挥霍完了他太太的最后一文陪嫁和私蓄，‘热情’而愤激地大呼：‘一切都毁灭了罢！一切都毁灭了以后，乌托邦就出现了！’玄学鬼，夜游病患者，躲在十字街头的象牙塔内的‘艺术至上主义者’，未来派，世纪末的忧悒病，复古派，全盘欧化论，等等，一齐同时登场。”

对于上述现象，李大钊在《“少年中国”的“少年运动”》中有着清醒而深刻的认识。他对那些空喊着到民间去却并不身体力行或者到了民间却不办实事的人保持着警醒和鄙夷的态度：“须知‘劳工神圣’的话，断断不配那一点不作手足劳动的人讲的；那不劳而食的知识阶级，应该与那些资本家一样受排斥的”；而对真正放下架子与工农一起劳动、“一锄一锄的作那些辛苦老农的伴侣”的人，李大钊表示了自己的景仰和钦佩。他认为，劳作的人都是高尚而神圣的，比那些喝人血而不作人事的绅士、贤人、政客们强得多。正是有着如此泾渭分明的认识和是非善恶的判断，李大钊诚恳而殷切地劝告青年“速向农村去吧！日出而作，日入而息，耕田而食，凿井而饮。那些终年在田野工作的父老妇孺，都是你们的同心伴侣，那炊烟锄影、鸡犬相闻的境界，才是你们安身立命的地方呵”。当时，北京大学成立的平民教育讲演团、工读互助团，北京高等师范学校师生组织的平民教育社，恽代英、毛泽东等人的“新村”运动，乃至五四以后梁漱溟等人的“乡村建设运动”，都可以说是中国青年在“到民间去”的理念影响下所展开的具体的实践行动。

众所周知，“到民间去”乃是19世纪俄国民粹派提出的一种口号和行为方式，中国并没有出现过类似于俄国民粹派“到民间去”一类的运动。李大钊如此反复倡导青年“到农村里去”，如此热忱关注劳工问题，自然与俄国民粹主义思潮相关，但更是五四民主浪潮尤其是马克思主义思潮激荡的结果。当然，李大钊等人倡导的“走向民间”运动所产生的实际效果并不十分显著，但作为知识分子一项激进而具浪漫特性的社会改造运动，自然有其文化价值和历史意义。就李大钊的思想趋向来说，他已坚信民众蕴涵着远比文人学士更为丰富的道义情怀和创造力量，民间进入他的视野意味着民间就是中国青年安身立命的所在。由此不难判断，李大钊民间立场的坚持，标志着其思想已开始向马克思主义转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