出版社:日本翔鸾社 出版时间:民国时期 |
章太炎对于近代中国思想的影响是多方面的,因为他身兼革命家与学问家于一身。但是要说什么著作最能作为章氏之“国学”“代表作”,可能会是一个见仁见智的难题。
而在我看来《?书》应不遑多让。
胡适在为上海《申报》五十周年纪念专刊所撰长文《五十年来中国之文学》中历数中国两千年来的学术著述史,认定只有七八种书够得上他心目中的“著作”资格,即必须系精心结构之作,具有周密的理论构架并自成体系者。他随之将章太炎的《国故论衡》和《检论》归入他有着严格限定的“著作”之数,使之与享有盛名的刘勰《文心雕龙》、刘知几《史通》和章学诚《文史通义》比肩。这算是很高的评价了,而其中所提到的《检论》则是《?书》的再改本。
章氏弟子钱玄同曾对《?书》的演变有一个简单的说明:“《?书》作于戊戌,改于庚子,至民国四年乙卯而再改,更名曰《检论》”,更具体的说,从1898年开始写作,1900年出了一个由梁启超题签的木刻本,许多人称这个版本为原刊本,同年还有一个未曾出版的“手校本”。1904年,经删改之后,在日本出版了铅字排印的“重印本”,封面的题签改成与他在《苏报》案中共患难的邹容。
当然,《?书》中最受人关注的还是《订孔》,是篇引用日本人的话,说孔子出于中国,是中国之祸,并将孔子定名为“古之良史”,而非“圣贤”或“素王”,从一定程度开启了近代批评孔子的潮流。许之衡说,《?书》一出,“孔子遂大出其价值,一时群言多攻孔子矣。”反正后来的吴虞、顾颉刚等批孔、疑古人士将章氏视为精神源头。
章太炎本人也因《?书》的反满言论而遭到牢狱之灾,苏报案的审判罪状中赫然所列的便有《?书》。
对于《?书》,有一点必须得说,很显然章是希望借用西方的社会政治学说来解读中国的古典,这也许是近代所有“国学”著作所概莫能外的,首先是因为“国学”之成立,本为外来刺激所造成,因此,以西解中来报存“国学”乃当时之共同追求,章算是先驱。其次,章作为古文经学的传人,面对继承今文经学之论敌康有为,难免会被论敌所牵制。正如朱维铮所说:“《?书》自《订孔》以下论学术史诸篇,取舍褒贬,时见奇怪之论,原因即在章‘论学的箭垛始终在订康’”(朱著《〈?书〉发微》)而台湾学者王?森说:“在与论敌长期缠斗的过程中,他的思想也同时被论敌制约形塑成一个特殊的风貌。”
《?书》或许因其难读而使其并未如章氏其他著作般的拥有真正的读者,曲高和寡的结果也是章自己所预见到的。对于《?书》的整理注释,有朱维铮、徐复、向世陵、梁涛等不同版本可资参考。(作者单位:中国人民大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