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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外大学校长论坛 |
四川农业大学校长文心田说:在前两届论坛上,我们更多的是提问,向他们请教、学习。而在这届论坛上,我们听他们讲的那些理念、做法、新鲜感减少了,共同语言多了,共同探索交流的话题多了。
好几位外国大学校长在演讲和接受记者采访中都提到:其实这几年中国的大学在教学、研究、成果转化、为区域经济服务等方面,与国外大学的许多做法,尤其是办学理念已十分相似。耶鲁大学校长理查德・莱文教授在来参加论坛之前专门上网查询,发现中国大学生组成志愿者联盟,为贫困人群提供法律援助,为下岗职工子女义务辅导,假期到西部农村改善卫生、教育、文化环境等等,简直和哈佛、耶鲁大学的做法如出一辙。他在演讲中说:我和我的同行是以惊叹和羡慕的眼光注视着中国大学的发展。德国柏林自由大学校长迪埃特・伦森教授说:我们都相信,只要假以时日,中国的经济水平有了更大的提高,社会环境、法制建设更加成熟,一批世界上最优秀的大学一定会出现在中国。
“我们进步了”,这种进步还表现在中国的大学校长更善于学习了。因为国情不同,所处的历史阶段不同,处在社会转型期的中国大学校长面临的问题往往比世界同行更加复杂,这就迫使他们对一些问题思考得更深入。用河北大学校长王洪瑞的话来说:“困难把我们逼得更深刻、更聪明了。”
校长迪埃特・伦森教授在介绍德国柏林自由大学办学经验时说,他们学校有三个中心:集群发展中心、配置课程中心、国际交流中心。表面看,这与我们大学中的科研处、教务处、外事处没有什么不同。但华东理工大学钱旭红校长敏锐地指出:他们的三个中心是学术管理组织,而我们相应的三个处是行政机构。这种区别对人才的培养和学术研究的影响其实是很大的。世界上杰出的教授大多一意孤行,而我们的行政机构在制定政策、制度、机制方面同质化现象非常明显,这极不利于拔尖人才和高水平研究成果的出现。我们应该学习的是组织形式下更深层的内涵。
耶鲁大学理查德・莱文教授热情地评价说,中国大学校长们热切地了解外国大学的经验,但他们不是简单地模仿,而是理解、消化、思考如何应用到自己的大学之中。
“我们进步了”,这种进步还表现在中国大学校长国际视野的普遍开阔。中国人民大学纪宝成校长说:如果说前两届论坛,由于各校条件不同,只有一部分大学校长具有国际视野,在这届论坛上则明显地表现出,具有国际视野已是中国大学校长普遍的品格。
这种品格不仅可以帮助我们学习别人的经验,我们的大学也可以拿出一些对世界同行有益的办法。例如,大学教授开公司或在外兼职,学校如不允许,会影响教授与企业的联系,与实践的接触;允许,又很容易影响学校的教育教学。厦门大学的做法是:规定每位在职教师都要做本科生指导教师,即使担任博士、硕士导师的教师,同时也要带若干本科生,并提倡导师经常把本科生、硕士生、博士生召集在一起。交流的内容没有具体要求,可以随便聊,可以一起吃饭或喝咖啡。只要求每周见一次面,一个月见几次面。但学生要做交流记录,学校有关部门每学期末检查。今年,这种做法已在全校推开,校方拿出四百万元,按每生200元配给教师,院系也有资金配套。实验证明,这种做法非常有利于学生在海阔天空的漫谈中产生奇思妙想,也可以让教师发现学生的潜质和教学中的问题。校长们问起启迪这一构想的源泉时,朱崇实校长的回答是:牛津大学有位教授,每周把学生叫到家里,抽着烟斗,把烟圈喷向学生,喷了4年,学生成了成熟的学者。
比利时鲁汶大学校长马克・韦尔威纳说:中国大学校长的智慧和创造力,可以和欧洲任何一所大学的校长抗衡。
进步中的中国大学和大学校长对国内外高等教育发展看得越清楚就越有紧迫感,因为以创新为核心的各国高校的竞争,不是喊口号就能胜出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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