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用目光抚去岁
这就是那件著名的牛虎铜案吗?考古、文物界说:“北有马踏飞燕,南有牛虎铜案”,是说它可以与1969年在甘肃武威雷台东汉墓中出土的青铜器“马踏飞燕”相媲美。铜案由二牛一虎组成,案子的主体是一头站立的大牛,牛背为案面,四腿为案足,大牛腹下横立一小牛;大牛尾端,一只老虎的四爪抓扒在大牛臀部,虎口紧咬大牛尾根。大牛颈部粗壮,肌肉丰满有力,神态安静祥和;老虎则撕咬攀抓,一副狰狞面目。尤可怪者,虎又瘦又小,和牛简直不成比例。动与静、大与小、生与死、善与恶、爱与恨种种主题在这一作品中都可以找到答案。一个切肉切菜用的案子,却可以做成这样的艺术品,你除了佩服工匠的创意与智慧,还能做什么呢?
那柄“吊人铜矛”铸的是一柄长矛下悬吊着两个裸身奴隶,他们瞪着双眼,张开大口,身体扭曲,痛苦万状,他们在遭受怎样的折磨啊!
那件祭祀播种贮贝器,呈铜鼓形,四耳三足,盖上竟铸了35人:有端坐肩舆中的贵妇,有抬肩舆、开道、执伞、跟随的男女仆,有播种的农夫农妇,有趁祭祀场所做买卖的商贩,有头顶薪束的、手捧罐坛的、挟挎篮筐的、展示布帛的;或站或行,或蹲或坐,姿态各异,栩栩如生。其场面之宏大、人物之众多、工艺之精巧,令人叹为观止。
还有那一个个跪着的、断臂的奴隶,那一头头仰天长哞或静静安卧的牛……无不气韵生动,让你看了一眼就再也不会忘记。
专家们说,根据碳14数据和其他考古材料推断,云南青铜文化滥觞于公元前14世纪,鼎盛于公元前7至公元前2世纪。在那个时代,在云南中部滇池、抚仙湖、星云湖一带,《史记》称为益州的地方,居住着一个古老的民族――滇人。古滇国农耕和畜牧业较为发达,青铜器物中有那么多牛、马、羊就是明证。还有一点很重要:云南号称“有色金属王国”,自古以来盛产各种有色金属,合成青铜的三种成分――铜、锡、铅储量丰富,铅居全国第一位,锡居全国第二位,铜居全国第三位,所以古滇国的青铜器铸造称得上得天独厚。
专家们还为我们做了这样的比较分析:中原地区的青铜器一般体形庞大而笨重,格调过于严肃和规范化,使人感到威严、庄重、神秘有余,而生动活泼不足。就器物种类而言,中原地区由于铜锡稀少而珍贵,故青铜器多为兵器、礼乐器及宫廷用品,而且多为王公诸侯贵族所专用,非平民百姓能享用;而云南不论是生产工具、生活用品、兵器、乐器,还是各类装饰品,都可以用青铜制作,如滇青铜器中的铜伞、铜枕一类生活用品。另外,中原地区青铜兵器虽然种类繁多,但像滇青铜器中诸如鸟钮矛、吊人矛等铸造或刻画人物、动物及昆虫的兵器,在中原地区也极为罕见。
感谢早街生产队的那几个社员,1966年春,他们在李家山西南坡修梯田时刨出了一些“破铜烂铁”。1969年夏天,一场豪雨冲走了山坡上的浮土,又洗出了一些铜器。社员们把这80多公斤“破铜烂铁”交到江川龙街供销社,价格是每公斤三块六。
感谢龙街供销社的那几名职工,他们当时并不知道这些玩意儿的真正价值,但他们知道这是文物,于是,全部以调拨价上交云南省博物馆。
这才有了1972年的考古大发掘,共发掘墓葬27座,出土青铜器一千余件,其中就有稀世珍宝“牛虎铜案”。20年后,文物工作者们又在这里发掘墓葬58座,出土了铜鼓、贮贝器、铜俑、编钟等青铜器,种类齐全,工艺精良。
如今,两千多年过去了,硝烟远去,时空的间隔使我们可以从历史中跳出来,用审美的眼光打量眼前这些精美的青铜,叹服于它们演绎出的力与美、简洁与复杂、永恒与瞬间等美学命题。然而,在这里,我却无法平静地审美,因为透过那一层层青铜锈蚀,我读出了其中凝聚过的血与火、苦与泪、压迫与反抗、文明与野蛮、祥和与祈祷。那些主人、那些贵妇、那些奴隶,他们的姓名已无从知晓,但他们的面容却鲜明地印在我的脑海里,我知道他们活了,他们的灵魂复活了。
青铜的江川、青铜的玉溪、青铜的云南,让我见识了彩云之南文化的厚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