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印”
那天,在一个毫不起眼的旧书摊上留连,几本破旧的英文书进入视线。我对英文一窍不通,但看到这书是解放前出的,不容错过,于是就拿着
这书的封三中心位置赫然印着一枚澄蓝色的藏书印,外围的黑体英文清晰悦目:“NATIONALSOUTH-WESTASSOCIATEUNI-VERSITY”;在中心的圆圈内,11个仿宋繁体字从右往左排成三行:“国立西南联合大学图书馆”。
这是我所见过的最爽朗的公共藏书印。问了问价,只要4块钱,于是像得了宝贝似的,赶紧付钱“逃”了。
已经逝去的西南联大图书馆,以一枚藏书印与我邂逅在书摊一角,使我禁不住要去追寻这藏书印后面的故事。
据北京大学原副校长沈克琦先生所述,1937年9月16日,西南联大常委会第一次会议决定成立图书委员会,由各系教授参加,负责图书购置。校方为此积极筹款,订购新书刊。据1940年3月图书馆工作报告载,“已发出订书单233件,计书1500余种,期刊300余种,已到新书1400余册,期刊约4000余册”,这些都是外文书刊,还有斯坦福大学Hall教授赠文学书245册,康乃尔大学Walker教授赠刊75册。此外,中央研究院天文研究所和北平图书馆迁昆后,西南联大又与他们建立了合作关系。西南联大于1939年遭日寇轰炸后在昆明大西门外建新校舍,图书馆新建大阅览室,可容600人,书库可藏图书5万册。由此,西南联大图书馆成为云南第一座独立专用的图书馆,建筑面积500平方米,但是条件一直相当简陋。联大图书馆后来共有中文书33910册、西文13478册,但因缺乏购书经费,每年只能新增约500册。
尽管联大图书馆每天开放14小时,但还是不能满足众多同学的需求。每天一大早,阅览室门外都黑压压地聚集着一大片同学。一次,由于争座位,几个老生居然把一个新生扔到了草坪上。据说,因为抢借参考书或过期不还书而被记过的学生,占了受校纪处分的大多数。这种现象在中外教育史上恐怕难得一见。
曾经在图书馆抢过座位、后来获得诺贝尔物理学奖的联大学子杨振宁回忆说:“图书馆的窗是没有玻璃的,每当刮风时,我们必须拿一样东西把书本压住。”简陋的图书馆实在挤不下了,宿舍光线又太暗,不少学生就不得不带上自己的讲义笔记和书籍来到联大附近的一些茶馆,一边读书一边讨论,常常是茶泡得一点颜色都没有了还不肯离去。联大中文系学生汪曾祺后来回忆说:“联大图书馆座位不多,看书多半在茶馆。昆明街头的大小茶馆,竟成了西南联大为数众多的图书馆的分馆。”林语堂先生上世纪40年代初在参观西南联大后的演讲中说:“联大师生物质上不得了,精神上了不得!”
“大一统,无倾折,中兴业,继往烈。”1946年西南联大结束前,三校在原址塑建纪念碑纪念联大精神。但我想,在联大结束后,这小小的藏书印,又何尝不可以算作联大又一座永恒的纪念碑呢?!
“证”
许渊冲先生是西南联大外文系的才子,对书的热爱颇使人感佩。他的散文随笔集《山阴道上》有一篇《往事如烟忆图书馆》,是谈他对图书馆从“心向往之”到与西南联大图书馆结缘后的种种。文中谈到作者在上钱钟书先生教授的B组《英文》的情形,“钱先生上课时,总是挟着一大堆书,有一匣一匣的线装书,有一本一本精装的外文书,原来他是要下课后还给图书馆去,同时又要借上一堆新书,带回文化巷11号家中去读”,“我跟在钱先生后面,走进图书馆一看,只见大厅里摆着几十张白长条桌,几十张白长条凳,两边摆了十几个书架,架上陈列着新到的报刊,新出版的书籍。后面是借书台,台后面是书库。”专门谈去西南联大图书馆借书读书经历的文章并不止许先生这一篇,只是这文中钱钟书先生劳于借书还书的细节深深地吸引了我,感动了我,使我更加珍惜并十分留心搜罗来自西南联大图书馆的各种旧物。
说来也是缘份,一本丝毫无损的“国立西南联合大学图书馆教职员借书证”居然也与我相识了。要感谢昆明张官营旧货市场那位可爱的卖书人,是他买到这小玩艺后特意为我留下的。那天一到旧货市场,他便神秘兮兮地从一个黯黑的角落里掏出这小东西递给我。
这借书证的主人当然不是钱钟书先生,而是与钱先生同住文化巷的王俊英,西南联大出纳组会计室的一名助理。他(她)1942年10月到校到职,1943年7月离职离校,此证签发则是在他(她)去职前的1月7日。
此证封二刊印《借书规则(摘要)》,凡七条,乃从1941年3月19日改订的《西南联大图书馆教职员借书规则》之十条中选录。“借书规则”规定:⑴教员借书,西装书每人不得超过五册,中装书不得超过二册,时限一月,若无他人需要,可复借一次;⑵职员借书,西装书每人不得超过二册,中装书不得超过八册,时限为二周;⑶教员所借之书如系因授课或参考需要,图书馆得于未满期前随时收用;⑷教职员不得代他人借书,本人所借之书亦不得传借他人;⑸借书人对书籍须加意爱护,如有遗失损坏,须照时价赔偿;⑹每届学期终了,教职员所借图书须一律交还,以资结束;⑺教职员如因故离校,在离校前须一律交还,以清手续,其未交还者应照时价赔偿。其中前两条是为了促进图书流通,第三条是为了照顾教学用书,后四条是为了防止图书资源流失。校方确实是把图书的利用及保护放在了重要的地位,因为在联大人看来,图书资料与教学器材是他们最珍贵的财产,茅屋或大楼,倒不是第一要计较牵挂的了。
除了注有借书人姓名、职别、住址等的扉页,该证共计15页,每页印制了十二行包括书号、借还日期与经手人等内容的表格。我所得的这本借书证,前两页只差两行便是满满当当的了。自1943年3月8日开始,至1943年5月28日止,这位普通职员在人事去留相对动荡、个人心态最易浮躁的年头,两个月时间共计借书22本,平均每月9本,每周2本,可见西南联大人的借书之勤与读书之快了。在不少人数载甚至十数载可以不读一本书的今天,我们自己不感到害臊,前人也会替我们害臊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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