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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6年7月23日 |
他就是武汉大学人民医院普外科主任医师――童鹤翔。
这个“1”本是科考队的编外人员，但一个“+”却将他和南极紧紧连在了一起。回顾长达520天的冰雪之旅，童鹤翔见证了太多的传奇与艰辛，也书写出了一生难忘的壮美与豪情。
当选“编外勇士”
2004年1月，童鹤翔接到国家海洋局极地办公室通知：他将作为随队医生，随中国第21次南极科考队进入南极，并在南极工作一年半。
童鹤翔此次出行任务非同寻常：此次考察中，中国南极冰盖科学考察队将向海拔4000多米的南极冰盖最高点发起冲击。这是此次南极科考中最为艰难、最为引人注目的一项任务，是人类历史上首次向南极冰盖之巅发起的冲击。为保证科考队员的安全，需要一名队医，负责全队的医疗保障，并负责高原不同海拔地区队员身体适应性、心理承受能力等项目的检查记录等。这样，童鹤翔就成为了这次科考队的“+1”。
熟识童鹤翔的人都知道，他除了是个医术高超的外科医生外，还是个热爱生活、乐于助人的“散放人”。童鹤翔年迈的母亲体弱多病，需要照顾，儿子正在读大学，妻子金敏的工作需要经常出差，但他没有跟医院领导叫苦。同事丁传新说：“其实老童这人很细心，他老婆虽然也有驾照，但没怎么开过车，他去南极前，把接儿子的活交给了我，指导老婆开车的活交给了另一个朋友，还交代说到了安全的路段再让她开。”
今年48岁的童鹤翔，1982年从湖北医学院毕业分配到人民医院。从此，医院里多了一个文体活动积极分子。工会干部张清华说：“象棋围棋他都爱下，篮球、排球、足球他项项不落，单位搞桥牌赛、卡拉OK赛、游泳赛，也一定有他。”前几年，他还与外科的五名男医生组合了一个“黑鸭子合唱队”。作为外科的工会小组长，他业余时间常常组织同事搞体育比赛、学舞蹈、外出旅游。此外，他还是医院排球队的教练，篮球队和足球队的顾问。上世纪八九十年代，他统领的院排球队，在湖北医疗系统的比赛中所向披靡，捷报频传。出发去南极前，他还随院足球队一起征战了全国乙级联赛。童鹤翔还酷爱驾车出游，曾经利用周末时间四次穿越神农架；去年，他还作为队员和随队医生，独自驾车进藏参加武汉至西藏日喀则的汽车拉力赛，穿越了整个青藏高原。他丰富的医学知识、自我挑战的勇气以及良好的团队协作精神，都成为他入选南极科考队的必要因素。经过了一系列严格的身体和心理素质考核之后，童鹤翔成为湖北第一位赴南极服务的医务人员。
得知入选后，童鹤翔先到游泳馆买了张年票，隔三岔五去游泳，借以增强体能。除此之外，生活节奏并没有因此打乱。他依然开车送妻子上班，依然与朋友出游。临行前，他还被安排到哈尔滨接受了十几天滑雪和野外生存训练。
初踏南极大陆
经过近一个月的海上颠簸后，2004年11月，科考队到达了南极中山站。
童鹤翔回忆说，途中最难忘的，是用4到5天时间强行穿越西风带。强烈的暴风天气对“雪龙号”破冰船和每名队员都是极大的挑战。队员们将自己用带子牢牢地固定在床上，桌上的物品满天飞，还要克服晕船所致的剧烈呕吐，一连几天，大家瘦得皮包骨头。
一到中山站，冰盖队李院生队长就因为劳累病倒了，排小便困难。童鹤翔开始行使他到达南极后的第一次使命，给李队长开出了利尿剂等药物。
随后，他用E-mail发出了他对地球最南端那块冰雪大陆的第一感受：
“每位来到这片冰雪世界的人，都会被这里壮丽的自然景观所震撼。但到达中山站我才深知，在欣赏美景的同时，科考人员付出了怎样的代价。温度计显示，现在这里是零下20度。与严寒相伴的只有眼前无边无际的冰雪。”
在漫长的航行过程中，生活的单调寂寞成为队员们最苦闷的一件事。队员们开玩笑说，每个人的私生活都差不多讲完了。为此，大家只好苦中作乐。每个队员的生日成为全体队员找乐子的最好借口。他们还在船上种了一盆水仙花，在向南极冰盖最高点行进时，这盆花开了。在冰天雪地毫无生气的极地，这点绿色似乎象征着生命不息。
四大“拦路虎”
寒冷与孤寂，这只是极地给科考队员们的第一个“下马威”。没过多久，更多的挑战与艰难蜂拥而来，童鹤翔事后将其总结为“四大拦路虎”――
高寒。由于南极大陆气压差异大，加上没有遮挡物，这里成为全球风速最大的地方。虽然南极夏天的气温约在零下40到50摄氏度，但如果风速超过15米/秒，人体感受到的温度可能达到零下60摄氏度。
缺氧。冰盖队行进到距中山站1120公里处时，海拔高度已接近4000米，很多队员都出现了不同程度的高原反应。队员们的心跳平均达到了每分钟110次，血压也都普遍升高。
干燥。南极内陆竟比撒哈拉沙漠中心地区还要干燥，降水量非常小。队员们每天吃不到蔬菜，食物只有鸡、速冻食品、罐头、干菜和现场制作的豆腐、豆芽等，所以普遍牙齿松动而且便血。
冰裂隙与白化天。童鹤翔就有过一次与冰裂隙惊心动魄的“亲密接触”―――要登顶冰穹A了，他驾驶着搭载冰盖队员的雪地车向前行进。雪地的反光明晃晃地刺着他的眼睛，突然，他头脑一紧：就在车前半步之遥，“跳”出了一条冰裂隙！来不及多想，他猛打了一把方向盘，雪地车向着斜刺里猛冲过去，与裂隙擦肩而过。下车一看，大家倒抽了一口冷气：这条冰裂隙深不见底，掉下去绝对是车毁人亡。童鹤翔成了拯救大家的英雄。比冰裂隙更危险的，是白化天。“美国的考察飞机就曾在白化天气里坠毁失踪”，童鹤翔介绍说，南极内陆如遇起风，雪被刮起来，加上阳光的漫反射，四周就全是白色，这就是白化天。这时，天地之间浑然一片，人和车辆、飞机仿佛融入浓稠的乳白色牛奶里，方向难以判别，人的视线会产生错觉，分不清近景和远景，也分不清景物的大小。严重时还能使人头昏目眩，甚至失去知觉而丧命。
南极行医的难与易
一到南极，童鹤翔发现，医生面对的一切都与内陆迥然不同。在国内，得了阑尾炎可以送医院，但在南极得了阑尾炎却有可能丧命，因为南极交通不便，根本没有医院可找。据说上世纪六十年代波兰一位探险家在南极突发阑尾炎，为活命冒着危险自己给自己动手术切掉了阑尾，一时传为奇谈。这样的情况下，一个队医就相当于一所医院，这让他深感肩上责任沉重。
“南极环境恶劣，工作艰苦，然而队员们却很少患感冒和其他传染病。”童鹤翔开玩笑说，在南极治病也有容易的一面――由于南极洲是地球上唯一没有受到污染的大陆，在整个南极洲，除了几十个常年考察站和l00多个夏季站以外，没有工厂、矿山，没有繁华热闹、车水马龙的城镇，所以，也没有其他大陆上的现代化工业的污染，加上南极洲气候酷寒，持续低温，传染疾病的蚊、蝇和细菌无法在这里生存和繁衍，南极空气中的微生物含量也少到用仪器都难以检测出来。只有在每年的南极夏季，新队员由其他大陆带去病菌，才可能使越冬队员传染上感冒。即使这样，也没有其他大陆上患感冒的病态，一般不发烧，只是流清鼻涕，并很快就会痊愈。
在南极施工建站时，常有队员不慎划破手指或遇到其他轻外伤，童鹤翔处理得认真仔细，但却没有什么额外的担心――“在其他地方伤口容易感染得破伤风，但南极不会。据考证，在南极即使患有其他疾病，治疗所用的药物剂量也比其他大陆要少，而且好得也快。”
但长期处于这种超洁净的环境中，会使人对病毒等致病微生物的抵抗力下降；漫长的极夜期间，人体各项生理规律也极易被打乱。用童鹤翔的话说，“除了泌尿系统，什么系统都紊乱。”因此，科考队员离开南极，一时难以适应众多致病微生物的侵袭，所以从南极回来的人，特别是越冬回来的队员易患重感冒等传染病。童鹤翔也不例外，他现在也生病了，口腔和肠胃都不太好。
在南极研究亚健康
漫长的520天里，童鹤翔处理了很多常见的极地病――外伤、冻伤、雪盲等等，但在他看来，最可怕的还是在超静环境下，队员们因生理扰乱而产生的精神问题。
出发前，童鹤翔对此已有心理准备。为研究极端环境下人的适应能力，他搜集了大量资料，并将各种实验设备带至中山站。但是，眼前的情况远比想象中严重。
到中山站后，童鹤翔发现，一些年轻的小伙子在枯燥的环境里一待就是一年，工作之余只得靠喝酒打发时间。心理压力过大时，队员之间难免出现摩擦。打牌时把扑克一摔扬长而去、整天除了工作就把自己关在房间里，这种情况并不罕见。
“我很理解这些队员们，在严酷的南极之冬，他们的心理压力、情感长久无法释放所带来的痛苦非常难熬。”童鹤翔介绍说，在南极，冬季风雪的狂暴很难想象。极夜时，骤起的风雪瞬间就可以让天地间一片混沌，能见度也就几米。极夜期间，队里的科考项目也要照常进行，憋在房间不出来绝对不可能。在随时可能出现的危险里，说不害怕是骗人的。越冬的心理压力还来自和亲人长久的别离。谁不渴望天伦之乐，谁不渴望娇儿绕膝？可是在南极的冬季，想听听家人的声音也是奢望。在中山站，和国内联络方式只有三种―――海事卫星电话、短波电话和电子邮件。海事卫星电话费用大概每分钟三十元人民币，绝大多数人用不起。短波电话每分钟四元钱，但需要通过上海岸台呼叫，想说几句悄悄话，全世界和你电台同频的人都能听到。就是这样没什么私密性可言的电话，极夜期间也完全瘫痪。电子邮件物美价廉，每k才一元五角，可惜只能在周五收发。越冬期间，一位上海队员的家属把电话打到中山站，思念没倾诉多少，却花去了一千多元。那以后的一段时间，几乎没有越冬队员能听到家人的声音。这种痛苦，没经历过的人是绝对体会不到的。
2005年6月，南极重大节日仲冬节前夕，童鹤翔收到妻子的电子邮件。信是用诗写成的，大意是：夫妻两人多少年来一直同甘共苦，虽然现在各在天涯海角，但心永远在一起。为活跃气氛，在当天的晚饭期间，站长叶加平让一名队员念了这封电子邮件。但是信还没有念完，队员们却早已流下了泪水。童鹤翔深有感触地说，在最难熬的时候，能够接到家人贴心的问候，是对队员们最大的安慰和鼓励。哪怕这问候只有短短的几句话，也会拨动大家内心深处那根最敏感的神经。
童鹤翔通过检查血液生化指标及问卷调查等方式，重点研究了我国南极科考人员的生理及心理健康状态。一年半的研究结果表明，在南极越冬考察的队员均出现了不同程度的情绪压抑、睡眠障碍等“南极越冬综合症”，陷入亚健康状态，这种状态极大地影响了他们的工作效率，并导致免疫功能的持续紊乱。童鹤翔就此提出了自己的看法和建议，并在回国后，将研究结果形成书面文字，转交给了有关部门，为我国在“十一五”期间建立第3个南极科学考察站提供了可靠的第一手资料。
登顶“不可接近之极”
作为中国第21次南极科考队的队员之一，童鹤翔有幸经历和见证了中国极地科考的历史性突破：人类首次登顶冰穹A。
冰穹A是南极内陆距海岸线最遥远的一个冰穹，也是南极内陆海拔最高的地区，气候极端恶劣，被称为“不可接近之极”。它是南极冰盖尚未开展科学探测的制高点，也是南极四个必争之点――极点、冰点、磁点和高点中唯一没有被其他国家抢占的点。在向冰穹A挺进的过程中，条件极端艰苦。外表雄伟壮观的南极冰川，其冰盖最高点的温度在零下四五十摄氏度，而冰盖特有的白化天气，让人下车看不见地面，必须用脚试探。
在科考过程中，人的生命是最重要的，而且队员的健康与否决定了他们是否能继续探险历程，童鹤翔自然担负起保证12名科考队员健康的责任。在挺进冰穹A的科考探险中，童鹤翔严密监控每个队员的身体状况，并记录人体接近气候极限时的各种体征参数。在即将登顶冰穹A的2005年1月8日，冰盖队机械师盖军衔感到胸闷，血压出现过低现象。童鹤翔诊断他极可能是冠状动脉供血不足引起的心绞痛，具有一定生命危险。在他的坚持下，1月8日凌晨1时30分，冰盖队与位于南极点、距离1000公里的美国阿蒙森-斯科特站取得联系，美国极点站随即出动飞机，将盖军衔接回阿蒙森-斯科特站治疗，他由此也与登顶壮举擦肩而过。冰盖队队长李院生对此事的评价只有一句话：我们都听童医生的。
向冰穹A挺进的过程，让童鹤翔记忆犹新。他说，自然条件实在艰苦，浮冰及冰缝时刻威胁着科考队的安全。前年，我国冲击冰穹A之前，美国人曾出动八辆雪地车，探索这个南极冰盖的最高点，最终无功而返。当看到中国人居然只用三辆雪地车进军冰穹A时，参与救援盖军衔的美国科考队员甚至认为中国人在胡闹，但临走时，他们还是对中国人三辆破旧的雪地车竖起了大拇指。但就是这三辆雪地车和13个知难而进的中国人，不但冲上了冰盖，还确定了冰穹A，从而在南极“四点”的发现和确定过程中，印上了中国人的印记。回忆起当时的情景，童鹤翔甚至有些后怕，他说：“我们的每一步都是人类的第一步，但却有可能是自己的最后一步。”
北京时间2005年1月9日22时15分，这是一个将永远铭刻在人类历史上的时刻：包括童鹤翔在内的中国第21次南极科考冰盖探险队13名队员成功登上了冰穹A的“北高点”，成为世界上第一批到达这一“不可接近之极”的勇士。
发现月球陨石
2005年3月30日，中国第21次南极科考队胜利回国，童鹤翔与17名越冬队员一起留在了中山站。2006年初，他又随中国第22次南极科考内陆队赴南极内陆格罗夫山地区。这次科考发现了属于中国人的第一块月球陨石，童鹤翔又一次成了见证人。
本次考察的重点内容是收集陨石。因此，从1月7日开始，全体内陆队员除留守人员外，全部转职成为“陨石猎人”。童鹤翔和队友们在一望无际的蓝冰平原上艰难地跋涉着，每发现一块新的陨石，都从心底爆发出一片由衷的欢呼。
1月12日，内陆队队员林杨挺带队外出找陨石。到了中午，他首先发现了隐藏在蓝冰平原雪地里的4.8公斤重的大家伙，一称重才发现原来自己无意中破了目前国内南极陨石的重量纪录。好运气还没完，在抱着大家伙准备离开时，他又发现了一颗花生米大小、呈现冷艳的月白色的小石子。根据其熔壳内是白色的角砾这一重要特征，林杨挺一眼分辨出这是一颗价值连城的月球陨石，随后的科学检测证实了他的判断。
中国科学院院士、探月工程首席科学家欧阳自远表示，月球陨石因为稀少而非常珍贵，目前世界上只发现了22块。这块0.8克重、花生米大小的月球陨石，是中国收集到的第一块，它的发现对中国正在筹划的探月工程有着深远的意义。
说起收集陨石，童鹤翔难掩遗憾：“内陆队长琚宜太一直在念叨，还差46块，我们的陨石数量就超过美国了。要不是食物紧缺，我们就能再多待几天多找一些地方了。”不过，内陆队仍旧收获颇丰：顺利完成了南极普里兹湾一带1比50万地形图的填图，许多冰山将由中国命名；还采集了大量反映冰盖变化的第一手资料；安装了11个永久性卫星地面角反射器，它们将为研究冰流运动速度及冰貌动态变化过程等提供精确数据。
带着冰穹冰芯回祖国
作为科考队不可缺少的一员，童鹤翔和大家一样，经历了身心的种种磨难。
南极科考船“雪龙号”行驶的航线，几次通过东南亚海盗频繁活动的海域。为防海盗，队员们学习了射击。每当“雪龙号”驶入海盗猖獗的海域，队员就轮班进行防海盗巡逻。由8个队员分成2组进行，每组巡逻4小时。童鹤翔和队员们多次手持木棒，守在船尾和左右舷，还准备了高压水枪对付海盗。几次下来，童鹤翔不但“一点不怕”，而且以此为豪――“我现在的枪法可好了。”
“挺进冰穹A时，我们60多天没洗澡，一个星期没洗脸。”童鹤翔说，不是要节约用水，而是没办法弄到足够的水。由于气压、气温低，在冰盖地区烧开一壶水要50分钟。“水基本上只够喝，用湿毛巾擦一下脸都是奢侈的了”。而所谓的“洗脸”，也就是弄湿毛巾，在脸上擦一下。
但童鹤翔以苦为乐，除了为科考队员的健康保驾护航外，他还主动承担了很多“兼职”。他主动揽下了为科考队做饭的任务。这可不是一个简单的任务，中餐是航空食品，在烧开一锅水就得50分钟的情况下，即便只需微波炉加热，整个队伍吃完午餐也要2个小时；晚餐是“大锅饭”――一锅大米饭加上一锅罐头。
结束科考回到中山站后，只要队里需要什么，童鹤翔就抢着干什么。由于经常有后勤补给运来，他就经常帮助搬运货物。为了保护南极环境，中山站定期收集生活垃圾，童鹤翔又做起了回收垃圾的工作，和队友们一道带回了200多吨南极垃圾。
“司机”也是童鹤翔的工作之一。他常常驾驶着雪地车、雪地摩托甚至坦克，在中山站与考察点之间穿行，运送货物和接送科考队员。坦克是当时建中山站时用的，童鹤翔笑称，开坦克就像开推土机一样，没什么困难的。
经过500多天的科考旅程，童鹤翔通过“雪龙号”带回近10箱行李，除了大量对南极科考队员亚健康的分析资料外，他还带回了两件珍贵的礼物――南极石和一截冰穹A点几百米下的冰芯。目前，这截珍贵的冰芯存放在上海中国极地研究中心。他说：“等找到合适的存放地，我就把那截冰芯带回武汉。”
“520天的冰雪之旅虽然辛苦、虽然危险，但最多的感受还是自豪。”在回顾这段经历时，童鹤翔激动难抑。极地冰盖的最高点，曾经留下过他和队友们的足迹；对于人的一生而言，这无疑是一笔特殊的财富。
（本文照片均为资料照片）
生活中，童鹤翔还是一名优秀的赛车手（左）。在南极，他是科考队的兼职“司机”。
万里相思一线牵――两人说，大家听。
为科考队员量血压。
和睦的一家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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