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敬仰丛飞的同时,人们难免觉得有些悲壮和无奈――为什么丛飞要让自己生活得这么艰辛?为什么丛飞要付出得这样彻底?现实中有多少人能追随丛飞的脚步?
今天,北京大学社会学系教授夏学
超我人格主导丛飞
记者:丛飞超乎寻常的善心感动了中国,却也引起了一些人的不解和猜疑,作为一位社会学家,您怎么看丛飞这样的人?
夏学銮:丛飞不仅节衣缩食资助那些困难群体,还参加了大量义演,并热心帮助有求于他的人。在丛飞心中只有他人,没有自我。按照弗洛伊德的精神分析方法,他是一个理想主义人格的人;从心理学上来说,他是一个“超我”占主导地位的人。
在弗洛伊德的三元人格结构中,人格分为“本我”、“自我”和“超我”。“本我”追求本能欲望的满足;“自我”代表理智与常识;“超我”代表良心、自我理想,它限制“本我”,指导“自我”,达到自我典范。“本我”、“自我”、“超我”是人性由低级到高级的自我完善的质的变化的不同阶段,也是社会化过程中人格发展的趋势。
具有“超我”人格的人完全由理想主义主导自己的行为,他的思想百分之百符合社会价值规范,没有任何“本我”的要求。丛飞就是具有“超我”人格的人,他全身心投入爱心事业,把助人看得高于一切,为了自我理想可以舍弃个人幸福,他超越了个人的利益得失,他以生命为人生的“荣与辱”做了最让人崇敬的注脚。如果说,“超我”是人格中最尖端的精华,那么丛飞精神就是整个社会最稀缺的精神资源。
转型社会的风向标
记者:在这个越来越追求自我价值实现和生活品质提升的时代,丛飞现象的出现是一种偶然吗?
夏学銮:丛飞现象的出现反映了社会风气的变迁。我在《转型期的中国人》一书中指出,我国社会结构正从感性文化时期向理性文化时期转变。所谓感性,就是完全追求自身感受和物质利益,以个人为中心。所谓理性文化,是追求道德、克制欲望,以集体为中心。前些年,有人提出“告别革命,远离主流,淡化价值,拒绝崇高”。在一定范围内影响了一批人。丛飞的出现昭示着,当感性文化走到极端,人们对自私自利产生反感,开始追求崇高、强调价值,这是一种社会理性的回归。丛飞精神是时代精神的集中体现。丛飞的出现不是孤立的,他也并不孤独,他是与任长霞、牛玉儒、洪战辉等一大批英雄人物相伴而生的。丛飞是我们这个转型时代的风向标。
记者:但是,想让普通人都做到丛飞那样无私,似乎不太现实。
夏学銮:丛飞是在世俗时代出现的一种神圣人格,我们不能苛求人人都像他一样。丛飞的感人事迹,是人生理想与社会价值完美结合的一面旗帜,当人们看到生活在身边的丛飞为追求尽善尽美而无悔奋斗,他们会自觉或不自觉地将丛飞作为自我人生的参照坐标之一,在潜移默化的感染中将人性的善、理性的智充分发挥出来,这就是丛飞精神对我们这个时代的现实意义所在。
要让更多人敢做丛飞
记者:丛飞无私助人,但他自己和家人却陷入困顿,这未免有点悲剧色彩。
夏学銮:不要为丛飞悲哀,他是一个走在时代前面的人。他的精神境界超越了我们这个时代。正如他所说:“能为社会有所奉献,也是人生的一大乐趣。”理解丛飞,前提是要正确认识丛飞。丛飞生命虽然短暂,但他的人生是快乐丰满的,这点毋庸质疑。
记者:怎么能让丛飞这样的人不再遭遇这样的无奈,让更多的人敢做丛飞、愿做丛飞?
夏学銮:首先,要结合正在进行的“八荣八耻”教育重塑时代精神,重构我们的社会评价体系。扶助弱者,理应是政府和社会人人有责,在丛飞这里,却被一些人变成了理直气壮的善者有责。对于丛飞的善举,还有些人不是问心有愧,而是说三道四。这是我们整个社会的悲哀;其次,要建立和健全相应的扶助基金,扶助助人者。当丛飞这样的助人者遇到困难时,社会要给予应有的回报,再不能让好人伤心。这是民间应作的努力;第三,也是最根本的,政府要加快社会保障制度的完善。丛飞患病后,生活陷入困窘。这样的事情发生在经济、社会改革走在全国前列的深圳,只能说明目前我们的社会保障制度和救济制度的缺失,这其中政府和社会都要承担应有的责任。这几方面都做好了,让全社会都感到温暖,才能让丛飞的追随者没有后顾之忧,更放心地把对丛飞的感动化为行动,让丛飞精神蔚然成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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