剧中的杨继业和潘仁美皆史有其人（史书中叫杨业、潘美），杨继业英勇抗战、壮烈殉国也史有其事。有关“杨家将”的故事，在小说和戏曲中加工、敷演，爱憎分明，广为流传。而《李陵碑》的基本情节是有史可依的。
从史书上的记载来看，宋军与契丹大战于朔州，杨业向元帅潘美提出诱敌深入、克敌制胜的战略方针，不仅未被采纳，反而命他去硬拼。杨业要求主力部队在陈家谷接应，结果潘美不予配合，竟自望风而逃；致使转战至此的杨业孤立无援，大失所望而陷入绝境，终于中箭被擒，绝食而死，其子延玉同时牺牲。京剧为了表现杨继业威武不屈，以身报国的精神，使其碰死在李陵碑下，这样的艺术处理手法，虽然有所夸张，但显得更加悲壮和惨烈。
《李陵碑》又名《托兆碰碑》，在京剧舞台上曾经有两种演法：其一是上七郎鬼魂，深夜来到宋营给父亲托梦。七郎由铜锤花脸应工，演唱悲凉的［二黄］唱腔，陈述自己被害的经过。如泣如诉，委婉动听，曲调哀怨而悲愤，既控诉了奸臣罪行，又表现出了父子深情。天将拂晓，才依依不舍地离去。从剧本构思、音乐布局，以及剧情发展诸方面来看，可谓结构严谨，层次分明。然而“七郎托兆”的情节因涉嫌荒诞，带有迷信色彩，一度曾被禁演。后来演出此剧时，索性将七郎这一角色删掉。结果舞台色彩单调，情节也欠完整，整出戏成了杨继业的“独唱音乐会”。改革开放后，又出现了原样照搬，老戏老演的情况，七郎仍以鬼魂的身份出场。总之，这两种演法都存在着美中不足和各自的弱点。
我们对传统戏的继承发展，推陈出新，不能简单从事，要变消极因素为积极因素。七郎的形象完全可以不作为鬼魂出现，而作为杨继业梦境中的人物处理，即让七郎成为杨继业在逆境中盼望救兵，惦念儿子的急切心情的反映。七郎作为梦境中的形象，同样能够倾诉衷肠，既保留那些优美的［二黄］唱腔，还能够增添一些浪漫主义色彩。
这样，杨继业醒来之后，告知六郎：“适才为父偶得一梦……”然后再派六郎回朝探听虚实，就更加近情近理。由于噩梦一场，使杨继业的心情更加沉重，再加上盼兵不到，盼子不归，终于陷入绝境。剧中原有的［反二黄］：“叹杨家秉忠心大宋扶保，到如今只落得兵败荒郊……”会更加苍凉悲壮，剧情的发展自然熨帖，不但使原剧的精华发扬光大，而且既保留了杨七郎的艺术形象，又扬弃了“鬼魂托兆”的迷信色彩，可谓两全其美。 （邓元昌 插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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