职业教育是为社会经济发展培养实用型、技能型人才的一种教育类型。发展职业教育事关国计民生,在经济全球化、一体化的背景下,它甚至关系到一个民族的兴衰成败。笔者认为,职业教育具有鲜明的经济学特性,在整个社会职业教育是现代经济增长的不竭动力。著名经济学家舒尔茨在考察经济增长的主要因由时指出:对人力资本的投资是最重要的生产性投资,也是经济增长不竭的动力。与此同时,他还特别批判了固定的土地面积和日益增长的人口终将导致经济增长停止的错误观点,指出:“空间、能源和耕地并不能决定人类的前途。人类的前途将由人类的才智的进化来决定。”
职业教育是实现经济发展目标的最佳途径。经济的增长不等于经济的发展。美国经济学家查尔斯・P・金德尔伯格在《经济发展》一书中说过:“经济增长指更多的产出,而经济发展既包括更多的产出,同时也包括产品生产和分配所依赖的技术和体制上的变革。”这里所谓“技术和体制上的变革”至少包括以下几层含义:从生产上来讲,它意味着更加依赖科技进步和劳动者素质的提高;从增长方式上来讲,它意味着“改变投入与产出的构成,包括把生产的基础结构从农业转向工业活动”;从经济发展的目的来看,它意味着“物质福利的改善,尤其是对那些收入最低的人们来说,根除民众的贫困,以及与此相关联的文盲、疾病和过早死亡”;从社会公正和经济制度的演进上来讲,“以生产性就业普及于劳动适龄人口而不是只及于少数具有特权的人的方式来组织经济活动,以及相应地使有着广大基础的集团更多地参与经济方面和其他方面的决定,从而增进自己的福利”;也就是说经济体制应当更能体现最大多数人的利益和意志。毫无疑问,上述大部分目标,只有通过大力发展职业教育才能实现。
由于科学技术的迅猛发展使人类获得了前所未有的生产能力,世界各国的经济迅速越出国界而融为一体,经济全球化或一体化已成为不可阻挡的世界潮流。面对这样一个急剧变动――既充满机遇又充满挑战的时代,我们必须把经济发展转移到依靠科技进步和人才培养上来,而科技进步和人才培养的关键是教育,在教育中又以培养专业化人力资本为目的的职业教育与经济发展的关系最为密切。而要使职业教育与经济发展保持良性互动关系,就必须采取一系列政策措施:
――把大力发展职业教育作为经济赶超的最重要的战略性举措。19世纪中叶以来,世界经济史上曾出现三次经济赶超成功的范例,即美国赶超英国、日本追赶美国、韩国赶超西欧。而这三次赶超都是以人力资本追赶为先导的。究其原因就在于,对人力资本的投资比对物质资本投资有更高的收益率。据美国经济学家丹尼逊计算,1948-1982年美国GNP年均增长率为3.2%,其中1/3是通过提高劳动力的教育水平取得的,大约1/2是通过技术进步取得的,而这两者都有赖于教育,只有15%是增加资本设备的结果。
――构建以政府为主导、社会各方共同参与的职业教育体系。既然职业教育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很难自我调适,因此,政府作为公共利益的代表,就应当在职业教育的发展中起主导作用。综观世界上职业教育发达的国家,政府的积极推动和强制干预都是至关重要的。美国1862年通过的《莫里尔赠地法案》,把联邦政府拥有的土地分配给各州和特区,用以创办具有职业教育性质的农业和机械学院。1958年又通过影响深远的《国防教育法》,以财政拨款等强有力手段推动学校课程改革增加职业技术教育内容,以适应科技进步和国防建设的要求。再如德国,为在战后的废墟上实现经济腾飞,联邦政府一直强制推进职业教育,并独创了由政府主导、职业学校和企业共同参与的享誉世界的“双元制”职教模式。而加拿大CBE模式,则是在政府的主导下由行业协会和教育界合作,将整个教育都改造成了以能力为基础的教育,从而打破了职业教育与普通教育的界线,大大提高了国民的素质,并创造了人均劳动生产率世界第二的骄人业绩。
――建立职业教育经费合理分摊和有效供给的保障机制。职业教育是一种成本较高的教育(一般认为其成本比普通教育高一倍以上),要确保职业教育的质量和成效,必须投入大量的经费。那么,究竟应当由谁来承担职教经费?正如前文分析的,职业教育的收益具有多重性,因此,比较合理的做法是由受益各方分摊职业教育经费。现在的问题是,按怎样的比例分摊职业教育经费才是比较合理的?要回答这个问题实际上是非常困难的。但有一点是非常明确的,即人力资本说到底是一种社会资本,一个国家的人力资本存量越高其经济就越富有活力和竞争力,因此,毫无疑问，政府的财政拨款就应当成为职教经费的主渠道。这样做的最大好处在于有利于社会困难群体获得改变境遇的机会以促进社会公平,有利于企业在经济全球化的背景下保持国际竞争力。当然,政府的投资归根到底是来源于社会,所不同的是，原来由市场这个“看不见的手”自发调节应当用于职业教育的资源,现在通过政府这个“看得见的手”来调节而已。
――创新有利于职业教育发展的社会经济制度。职业教育的发展需要行政力的推动,还需要创新相应的有利于职业教育保持活力和成效的社会经济制度。从职业教育的投资管理角度来看,政府大包大揽往往会造成“低效率”和“福利病”,如西欧高福利国家出现的办学成本居高不下而教育效益却不断下降的问题、在校生因享受许多优惠政策而出现不愿毕业的“滞留一族”等问题。要解决这些问题就必须引进必要的约束激励机制。如德国对职业教育实行“教考分离”的制度,即赋予职业技能鉴定机构较大的权力,以约束制衡教育培训机构的办学行为;加拿大在实行“教考分离”的基础上,近年来又推出政府“购买培训”即“教育券”的改革,将原来对职业教育的直接拨款改为由政府将职业教育经费名义上支付给个人,由个人决定支付给他本人选中的学校,从而使学校之间展开竞争以促进教育质量和办学效率的真正提高。（作者单位：安徽滁州职业技术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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