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曾侯乙编钟铜人看古代举重体育文化

举重是人类体育项目中一种力量型的运动形式。战国秦汉以降的许多文物资料都生动地再现了包括举鼎、举钟、举人、举牛、举石、举木等在内的举重竞技，其中尤以湖北随州曾侯乙墓出土的编钟铜人最引人注目。曾侯乙编钟，被誉为国之重器，虽然研究者对编钟已从多角度进行过探讨，但笔者在对曾侯乙编钟的整体造型进行研究时，发现编钟架以举重铜人为柱的表现形式非常奇特，应与中华民族体育文化密切相关，有着极为重要的研究价值。

一、从曾侯乙编钟看铜人与钟?的关系

中国古代的比武以举重为首选，是体育文明的一种表现。它明显优于西方的剑术、拳击，因为举重既易分出高下，又不会伤害对手。

时代为战国早期的曾侯乙编钟有钟架一副，由铜人立柱和木质横梁等构件组成，为曲尺形立架，共分三层：上层由四根铜柱分别支撑，置于中层横梁之上；中层有三个铜人和一个铜圆柱分别置于下层横梁之上，位置与下层立柱及铜圆柱相对应，其上亦顶托着呈曲尺相交的长、短两根木质横梁，横梁两端亦各套青铜套；下层由三个带座佩剑铜人顶托着曲尺相交的长、短木质横梁两根，长梁中部另加一铜圆柱支撑，铜人柱下各有带四个铜环的铜圆垫圈一个。钟架出土时，绝大多数钟仍然悬挂其上，十分稳固，经X光探测得知，所有铜人均中空。

曾侯乙墓出土的全套编钟与整幅钟架结构巧妙，计算精确，铜人托举编钟与横梁，顶天立地，稳如磐石，分明是力大无穷的武士。铜人力举重达2500公斤的大型编钟及钟架，面部神情坚毅，腰际佩剑，双臂上举，整个造型给人以庄严肃穆之感。

曾侯乙编钟托举钟架的铜人，文献又作钟?。《史记・秦始皇本纪》云：“（始皇）收天下之兵，聚之咸阳，销以为钟?金人十二，各重千斤，置廷宫中。”西汉时，钟?金人移置建安、未央、长乐诸宫中。《汉书・郊祀志》下云：“（汉宣帝）甘露元年夏，黄龙见新丰，建安、未央、长乐宫钟?铜人生毛一寸所，时以为美祥。”《汉书》所谓“铜人”，即前引《史记》之“金人”。颜师古注：“?，神兽名也。”颜氏此说一出，人们多将钟?与铜（金）人对立起来，段玉裁《〈说文解字〉注》也以为“钟?与铜人为二事”。今人曾宪通先生通过对曾侯乙编钟及其悬挂形式的考察，认为《史记》、《汉书》之所谓“钟?金人”或“钟?铜人”，实为一事而非二事。其理由是：此事在其他古籍中只单举“铜?”或“铜（金）人”，而不将“铜?”与“铜（金）人”并举，如《汉书・贾邹枚路传》“悬石铸钟?”、《三辅黄图》“秦始皇收天下兵，销以为钟?”，都是以钟?代铜（金）人；而贾谊《过秦论》云“收天下之兵，聚之咸阳，销锋镝，铸以为金人十二”、《三辅故事》亦云“聚天下兵器，铸铜人十二”，则以金人或铜人代钟?。由此足证铜?即铜（金）人。

曾侯乙编钟铜人双手向上作擎举状，与《金文编》附录006的族氏文字显然是同一形象，于省吾先生考定这类族氏文字就是后世的“举”字（《释?》，《考古》1979年第4期）。《释名》云：“?，举也，在旁举?（横梁）也。”曾宪通先生进而认为，作为钟?的实物，原本当象人正立两手向上举?之形，义为擎举。而钟?的“?”字，很可能就是从此取像的（《曾侯乙编钟研究》，湖北人民出版社1992年版）。考诸实物，此说可从。

二、从崇尚臂力看先秦时期的举重竞技

夏商周三代，以武立国，尚武之风盛行朝野，不用说武将，就连国王也恃武仗力，且尤重臂力。《史记・律书》载：“夏桀、殷纣，手搏豺狼，足追四马，勇非微也。”《史记・殷本记》载：“帝武乙无道，为偶人，谓之天神。与之搏……为革囊，盛血，仰而射之，命曰‘射天’。”夏桀、武乙、纣王这类暴君尚且臂力过人，何况明君良将乎？中国古代，选用军事首领，首重武功，尤重臂力，如此人才率领军队，方能以武威服众。

春秋战国时期，风云际会，群雄逐鹿，尚武崇力之风愈演愈烈，有识之士莫不将武力与智力并重。春秋晚期的教育家孔子，出身于武术世家，其父叔梁纥为鲁国武士。《左传・襄公十年》载，晋、曹、鲁等诸侯联军攻?阳，?阳守军开城门却暗置悬门，诱攻城者部分入城后放下悬门，企图围而歼之。关键时刻，叔梁纥力挺双臂举起上千斤重的悬门，救出了众武士，足见其臂力过人。《列子》卷八云：“孔子之劲能拓国门之关。”《吕氏春秋・慎大》也说：“孔子之劲，举国门之关，而不肯以力闻。”这表明孔子不仅智慧超群，臂力也足以服众。因此，孔子强调：“有文事者，必有武备；有武事者，必有文备。”（《史记・孔子世家》）孔子的思想，可视为先秦武术文化的常态与精髓。

曾侯乙编钟以铸造精良、生动逼真的青铜武士，托举巨型编钟和横梁，体现了墓主人曾侯乙的追求：曾侯乙编钟中、下两层六个铜人头戴圆帽，身着彩绘长袍，腰际系带佩剑，两手平托上举，嘴唇紧闭，两眼平视前方，气定神闲，好一副顶天立地、气宇轩昂的英雄气概。65具编钟排列有序，上下悬挂，金光闪闪的编钟铭文，如同展现在眼前的一部战书，再聆听编钟演奏时的旋宫转调，犹如战马奔腾。这般奇景非天造地设，而是作为音乐家、艺术家、铸造家、军事家、思想家曾侯乙尚武崇力的杰作。

曾侯乙编钟立架上塑造出的铜人举重形象，突出了举重竞技的地位，是中国体育文化的重要标志之一，体现出曾国社会功能的多样化。类似阵战的军事体育，运用于武术表演一类竞技性、娱乐性场合，突破了仅在战场上施展武艺的狭隘功能。曾侯乙把这种武术文化艺术化，正如用编钟演奏音乐一样，用艺术的形式，巧妙地将曾国的经济实力、军事实力和尚武思想传达出来，6个青铜武士安放分踞编钟东、西、北三个方位，象征着严密镇守各个不同的方向，从而充分运用人体美、音乐美、艺术美等多功能的表现形式，凸现出这个时期的举重体育文化。

春秋战国时期，以相互搏斗决定胜负的事例屡见不鲜。如《谷梁传・僖公元年》载：“鲁公子季友帅师败莒师于丽，获莒?。”公子季友谓莒?曰：“吾二人不相悦，士卒何罪？”二人于是“屏左右而相搏”。又如《左传・僖公二十八年》载：“晋侯梦与楚子搏，楚子伏已而?其脑。”《史记・李斯列传》裴?《集解》引应劭曰：“战国之时，稍增讲武之礼，以为戏乐，用相夸示，而秦更名曰角抵。角者，角材也；抵者，相抵触也”。无论是“搏”，还是“角抵”，主要都是靠的臂力，而臂力又是举重的关键，由此形成了比试臂力的体育活动，而举石、举木、举鼎、举门就成为较早的举重形式，举钟则是这一形式的艺术表现。

《史记・秦本纪》：“武王有力好戏，力士任鄙、乌获、孟说皆至大官。王与孟说举鼎，绝膑。”秦武王举鼎折断胫骨而死，载于文献，千古留名。《史记・项羽本纪》记载项羽“长八尺余，力能扛鼎”。真正在实物中见到举重的实例，仅见曾侯乙编钟架的铜人武士，所以它是中国体育文化的宝贵资料。

三、从铜人佩剑看武士装束

铜人佩剑，于史有证。《楚辞・涉江》载：“带长铗之陆离兮，冠切云之崔嵬。”古代举行大型会盟时，也辅以比剑、举鼎、射箭、剑舞、投石等活动，以显武威。佩剑既是尚武的表现，也是一种身份的象征，还是春秋战国以至汉代的一种装饰习俗。曾侯乙编钟举重铜人，均于腰左佩一剑。曾侯乙墓西室2号棺随葬品有一件彩漆鸳鸯盒，其腹部一面有头戴禽首面具，边跳边舞的撞击编钟形态；一面有戴冠帽，腰佩长剑的武士，手舞足蹈，另有一人击鼓的图画。细看齐头无锋的佩剑，与编钟架铜人齐头无锋的佩剑一样。作为宫廷君主身边娱乐演奏的武士，可能不准佩带有长锋快刃的利剑，否则，难免会演出“荆轲刺秦王”的一幕。曾侯乙墓众多兵器中，唯剑器少见，棺画中的守卫君主的武士，以双戈长戟为兵，以别君主贴身的武舞之士。

《庄子・说剑》载：“昔赵文王喜剑，剑士侠而门客三千余人，日夜相击于前，死伤者岁百余人，好之不厌。”在当时，武士佩剑是非常讲究的，董仲舒《春秋繁露》云：“剑在左，青龙象也。”而官员佩剑，则不分文武。《汉书・?不疑传》记载了这样一件官吏相见的场景：“（暴）胜之素闻不疑贤，至勃海，遣吏请与相见。不疑冠进贤冠，带n具剑，佩环?，褒衣博带，盛服至门上谒。门下欲使解剑，不疑曰：‘剑者君子武备，所以卫身，不可解。请退。’吏白胜之。胜之开合延请，望见不疑容貌尊严，衣冠甚伟，胜之?履起迎。”可见，剑是身份的象征，为了尊严宁可不见达官也不解佩剑。

虽说山西长治汾水岭出土的佩剑青铜武士与曾侯乙编钟铜人风格十分相近，但将佩剑与举重结合起来予以表现仍是以后者为先，且极具周、曾、楚文化兼融的特色。曾侯乙编钟铜人表现的佩剑举重形象，再现了“汉东之国，随为大”（《左传・桓公六年》）的强国雄风。曾侯乙编钟构造有极高的文化思想内涵，全套编钟的构想、设计、铸造过程要具备一定的经济实力、技术水平和文化艺术修养，它折射出曾国在汉阳诸姬中鹤立鸡群的地位。

结语

举重是一项古老的体育运动项目，数千年前已在我国广泛开展。战国时代，举重运动盛极一时，涌现出许多叱咤风云的人物。除前文所举诸人外，还有众多无名大力士，如商鞅曾在京城竖起重木征求力士，中者赏以百金，这就是宋人王安石盛赞的“一言为重百金轻”。汉代，朝廷设有“鼎官”，负责扛鼎事宜，胜者封为“武力鼎士”。唐代长安二年（公元702年），“始置武举，其制有马枪翘关负重之选。翘关即城门栓，长丈七尺，径三寸半”（《唐选举制》）。唐朝的博通，臂力过人，双手各举一床，床上放满盛酒的碗，从石阶上下，碗中酒丝纹不动。元代，“举石”成为武举的考试科目。直到清末，举重仍被列为武举考试的正式科目，只不过由元代的举石变成“舞刀”而已。近代以来，杠铃传入我国，传统的举重器械才被取代。回首我国古代举重运动发展演变的历史，我们没有理由不对曾侯乙编钟铜人刮目相看。曾侯乙编钟铜人在中国举重竞技乃至体育文化史上，确实占有十分重要的地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