农村新能源: 政策支持与技术支撑最关键

    当山上珍贵的天然林不许再作为“薪炭林”用来煮饭烧水的时候；当煤价越来越高，农民无法承受的时候；当煤气罐因为更换不方便，让农民左右为难的时候，农村的“能源替代”该如何实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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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科院院士、厦门大学教授林鹏说：“福建等地近年在农村大力推广天然气、液化气，对天然林保护显然是有助益的。在农村发展可再生能源，必须要用产业化的思路。有眼光的资本和企业，应当及早行动。”──

“生态示范村”也有烦恼

北京平谷区近年来在可再生能源利用方面取得了不少的经验和成果，挂甲峪村就是其中之一。这个村位于大华镇东北部，被称为“平谷生态第一村”。

一进村，记者就看到了农民房顶上的太阳能热水器，平谷区农村能源服务中心助理王保才说：“现在村里洗澡、采暖都用上了这种太阳能热水器；村里前几年安的小型风车，风力达到3、4级就能发电。为了防治病虫害，我们每50亩地还安装了一盏太阳能杀虫灯，能杀死近40种害虫呢！”

据了解，“能源替代”是挂甲峪村“新农村建设五上山”中的“能源工程建上山”的着力点。随着太阳能利用方式的普及，村里又搞起了生物气化炉，将农作物秸秆、林木废弃物等作燃料进行气化来做饭、取暖。王保才说：“今年3月份，村里引进了三种生物气化炉型，让农户进行试验，每种炉型都有优缺点。我们将优缺点集中起来，统一改进，群众认为哪种好，就用哪种。村民自己还发明了一种，取名为‘挂甲004’，与其他三种进行‘竞争’。”

农村发展新能源需要稳健的“技术靠山”。在一户村民家里，平谷农村能源服务试验推广中心的王春革向记者介绍“半气化炉”的优缺点。这种炉子约半米高，炉膛上面有一根管子通到上面的炊具上。他将一块木片扔进炉膛里，说到：“木片进去后就被气化了，产生的气体顺着这个管子上去，将上面的饭煮熟。这种炉子省料，木片进去后能充分燃烧，缺点是火力稍小，蒸鸡蛋20分钟才能熟，而且有些烟气缭绕的。”村头的王月葵用的是小型气化炉，这种气化炉封火时间长。她说：“它用柴比较省。上山砍得少了，山上绿化也就好了。燃料便利了，我们搞农家乐旅游时，给客人做饭什么的就方便了。”

挂甲峪村最大的特点就是“能源多样化”，除了气化炉，还在试验推广轻烃气和沼气。2005年3月，该村投资65万元安装了轻烃气生产设备，村民范德文在厨房里给记者点上轻烃气火，蓝色的火苗一窜一窜的，很是耀眼。“我们家搞民俗旅游，以前主要用煤气烧饭，游客多了，一罐煤气75元，一个月就用完。而轻烃气就省钱多了。夏天时，我们用沼气。沼气、轻烃气、煤气可一块用，又省时又省心。我们村以前路上人畜粪便堆得满街都是，天气一热，臭得人都不敢走。现在就好多了。”

王保才感慨地说，挂甲峪村也有烦恼，不是所有的农村都可以像挂甲村一样发展，这需要寻找机遇，“最重要的机遇，当然是政府的政策和技术上支持”。如该村的太阳能采暖房、太阳能杀虫灯和太阳能路灯的60％是国家项目基金支持。有的项目需要农民自筹，如沼气80％是自筹、生物质气化自筹占70％左右。可能是这个原因，目前挂甲峪村在可再生能源利用方面，只占能源利用的30％，还没在农村的日常生活中担当起主要作用。

挂甲峪村第一个带头使用新能源的是全国劳模、村支书张朝起。他不断地传输新的理念，努力地以实际效果做说服工作，村民们看到了变化，点燃了希望。张朝起说：“农民使用新能源，除了示范效益之外，更重要的是要有持续的‘能源服务公司’和能源服务技术人员。”

沼气补贴速度跟不上需求

毕节地区的赫章县在贵州西北，是个贫困县。这个县实施“天保工程”比较严格。贵州煤炭储量丰富，以往农民可就近开采“小煤窑”，解决民用能源问题。“小煤窑”事故频发，严重破坏生态环境，当地政府几年前下决心对它们统统关闭。农民要烧煤，可从大煤矿那购买。

从前年开始，一个意想不到的问题出现了。赫章县农业局局长李兴华说：“受工业因素影响，煤价持续上涨，原来一两百块钱一吨，涨到四百多块钱一吨。农民烧不起煤了。这时候，他们能想到的第一个替代办法，就是重抄砍刀，上山砍柴。贵州是喀斯特地形区，天然林是唯一的也是最好的生态屏障，如果不赶紧想出替代办法，好评如潮的‘天保工程’成果，将可能逐步流失。”

和很多省区一样，贵州每个县的农业局，几乎都有“能源办”。能源办的作用，就是寻找适合当地的可持续发展的能源替代方案。

也和很多省区一样，方法不外是“开源”和“节流”，能想到的不外是这几种：发展节柴灶、推广沼气、争取“小水电代燃料工程”、广泛种植能源作物、发展秸秆气化等。其中，沼气是当地村民最盼望和喜爱的方式。

赫章县“能源办”负责人带记者来到野马川镇新营村养殖大户陈卫绪家。50多岁的陈卫绪，是远近闻名的“农村循环经济带头人”，他家的庭院里，藏着他的“致富经”。他1998年开始养猪，猪增多粪便也增多，影响环境卫生。他想修沼气池，但不懂技术，修建两次皆未成功。县农业局得知这一情况后，立即派技术人员指导他修建。

陈卫绪家的第一口沼气池，为赫章县沼气工程的启动起到很好的示范。现在，他家不但完成了“一池三改”（沼气池，改厨、改厕所、改猪圈），而且建了三口沼气池，猪和鸡的排泄物在他家都成了美妙资源。庭院里养的园艺花卉，全是用沼液作营养液。在他的带动下，新营村2001年就建了沼气池108口，家家户户都用沼气做饭点灯，成为赫章县的第一个农村生态家园示范村。记者采访时，不少农户向“能源办”反映：“沼气不够用”。

陈卫绪在黑板上，向记者绘制了他家的“循环经济示意图”。“沼气不但解决了我家的能源问题，还是我家的循环经济关键点。因此，我很乐意把这项技术传授给大家。”

但在赫章，像陈卫绪这样主动发明、自主创新的人还不太多，更多的人需要“技术支援”，期盼政府补贴。李兴华说：“沼气在我们这海拔2400米的地方都能用，应当说推广前景良好。可我们这边比较贫困，有些农民家里连猪都养不起。修一口沼气池，需要将近2000元左右，政府只以提供材料的形式，补贴1000元，另外1000元需要自己筹措。目前全赫章县已经建设了沼气池7000口左右，今年国债项目和省债项目能够支持我们新建3000口；赫章有15万户左右的农民，这样的进度显得有些缓慢。我们希望国债能加大扶持力度；沼气与卫生防疫、脱贫致富、生态保护相关，我呼吁卫生、林业、扶贫等部门联合作战，大家把资金汇合在一起使用。”

“生物质能”利用方式需要科学谋划

贵州赫章县的“招商引资”项目中，有一个是“秸秆气化”项目，可至今难以着落。显然，企业还不太能够从协助农村发展新能源中，看到“利益增长点”。更多的时候，依靠的是政府的推动、农民的自觉和科技的刺激。赫章一带玉米种植面积广大，因此当地人认为，用能源的眼光来看，这种一年一收割的玉米秸秆，完全可作为较佳的可再生“能源作物”，使用气化、油化、压缩化等技术，供农民使用。

几乎所有的专家，提到农村能源替代，就想到秸秆利用。

中国工程院院士倪维斗认为，农业大省可推广秸秆气化用于炊事、采暖和小型发电等。针对秸秆不易收集的特点，应该根据各地实际，将秸秆压缩后，颗粒化，取代散煤作燃料，因为秸秆平均含硫量只有千分之三点八，而煤的平均含硫量约达百分之一。清华大学生物质冷压缩成型技术项目负责人车战兵等人，研制出了能效较高的“生物质能压缩机”和“生物质燃烧炉”，目前已在北京示范使用，今年准备推广1000台。

中国科学院院士、北大环境学院生态学系主任方精云做过测算，一年生的能源作物，其“固化”储存在植物体内的碳，作为“能源”燃烧后，又会回到大气中，其“碳汇”能力上等于零。他说：“现在到处听到利用秸秆，每种针对秸秆的技术都在计算中国有多少多少亿吨的秸秆。可真正能成为生物质能的秸秆并不多，秸秆的利用方式很多，比如‘秸秆青贮’是动物饲料的重要来源，因此，并不是所有的秸秆都可成为‘能源’。秸秆最好的利用方式，是就地还田，其次才考虑作为饲料和能源。因此，农村的能源必须广泛‘开源’，利用废弃物只是一种方法，更好的方法是依据当地农业能力，种植新型高效的能源作物。”

能源基金会中国首席代表杨富强博士指出，当前，种植“能源作物”也许是帮助农民脱贫致富的一项新兴产业，比如南方，种植甘蔗可生产生物乙醇。如果这项产业能够壮大，农民能从种植中得到良好的现金收益，那么当他们家里需要能源时，不管是以“秸秆换气”，还是“用现金买电”，都可帮助一部分农民解决能源替代问题。只是，这样的种植需要科学引导，必须搭建好产业链；要考虑合理的收购半径，让种植方、加工方、销售方都能获得相应的利润；同时要提防在“能源作物”的名义下，进行新一轮的天然林砍伐。

“云南生态网络”负责人陈永松最近忙于一个项目，是“恢复沼气池的生命力”。他说：“农民为什么上山砍柴？原因之一就是烧柴只需出力，不必花钱。许多农民出不起购买能源的费用。在替代农村能源的所有办法中，沼气可能是最经济的，因为虽然建设时要花点钱，但‘投入产出比’还是较合算的。沼气很是提升一个家庭档次、促进农民富裕的重要手段。我国推广沼气技术几十年了，以往有一些不成功的案例。不少沼气池都废弃了，因此，我现在想做的事情，就是争取让这些沼气池重新焕发生机。新的加紧建设，旧的重新使用。如果每一座沼气池都物尽其用，农村能源替代就会进入良性循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