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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3年，台湾著名作家柏杨开始着手译写《资治通鉴》，以杂志形式每月一书的方式分册出版，直至1993年全部完成。近日，北岳文艺出版社将其引进内地出版，同时，对原书的文字和史实进行了一次全面校订；对不适合祖国大陆读者阅读习惯和现代汉语规范的语词、叙说方式作了相应变通；对原书中的历史地图、图表参照《中国历史地图集》做了重新修订。本文是柏杨先生在1983年为《柏杨白话版〈资治通鉴〉》所作序言，在一贯的诙谐幽默叙述中，柏杨先生发表了他对《资治通鉴》以及中国文化的认识。本文略有删节，题目为编者所加。 |
我一直抱着把《资治通鉴》译成现代语文的心愿，而今得以实现，非常兴奋。因为，在中国浩如烟海的史籍中，事实上只有两部史籍，才是最有价值的著作，一是司马迁先生的《史记》，另一个就是司马光先生的这部《资治通鉴》。
司马光先生在十一世纪宋王朝时，领导保守党（旧党），跟以王安石先生为首的革新党（新党）对抗，双方都曾一度失势。就在保守党一度失势期间，司马光完成了这部著作。
《资治通鉴》本是一部长达1362年之久的中国时代编年史，包括中国历史上最混乱和最苦难的四个时代：战国时代（前480年―前221年）、三国时代（220年―280年）、大分裂时代（281年―589年）、小分裂时代（907年―959年）。
司马光先生有无比的魄力和高瞻远瞩，而他的编辑群更都是知识渊博的史学专家，所以能使1362年乱如麻的史迹，得以条理分明地呈现于世。连同编年史的始祖《春秋》在内，中国还没有出现比它更明晰更精确的史籍。
因为作者的保守立场，有人曾怀疑《资治通鉴》是不是值得尊敬，更有人把《资治通鉴》比作为“驯马术”，指控它专供统治阶层使用。然而，伟大的文化产品，功能是多方面的，史观可能无法使每一个人同意，但史料却是严肃的，司马光先生已经为我们留下宝藏。何况，司马光先生处理史料时，只把他的主观见解表现在“臣光曰”篇幅中。假使没有司马光先生，史料失散，即令今天的专业历史学者，具备司马光先生当时所具备的条件，也无能为力。
宋王朝的六任帝赵顼先生把它命名为《资治通鉴》，实是佛头着粪之举，使一部史书，变成一部政治学问――帝王的镜子。但我们却感谢他的命名和他所写的那篇序文，那是中国文化史上最重要和最传奇的一篇序文。当革新党当权，下令查禁《资治通鉴》时，有人警告说，那将是向皇帝挑战，才惶然而止。不过，虽然它自认为和被认为是帝王的镜子，事实上，却很少帝王从这面镜子上获益。明王朝皇帝每天清晨，都要研读它，但明王朝的皇帝群，却一蟹不如一蟹。盖权力固可使人发疯，权力同时也可使人愚不可及，以致看不见镜子，或虽看见镜子，却觉得镜子里的丑陋映像，原来美如天仙。所以，《资治通鉴》与其说是帝王的镜子，毋宁说是人民的镜子。透过《资治通鉴》，可以看出我们所处的历史位置和面对的福祸命运，也可看出统治阶层的心态和行事轨迹，用来作为对他们的评鉴标准。好比说，从王朝的嬗递、革命的频起，我们至少了解，中国的政治思想法，是依靠他们的自我控制――品德，这就遇到困难，盖只有令一个权力制衡，才能使人循规蹈矩。品德绝不可恃，因为，权力可以败坏品德，可恃的只有民主制度，偏偏中国历史上所有的改朝换代，都缺少这种思想作为最高的指导原则，以致一直在循环砍杀，不能遏止。
我们并不认为民主是万能灵丹，文化和传统不是一棵大树，而是一条大河，政治的和军事的力量，都无法把它拦腰斩断。《资治通鉴》上各式各样的行为模子，迄今仍然不断地浇出同类的产品。不细读《资治通鉴》，要了解中国，了解中国人，了解中国政治以及展望中国前途，根本不可能。
《资治通鉴》原本用的是十一世纪最流畅的文言文，对二十世纪以降的现代人讲起来，已显得过度地生涩艰深。从前，人们生活内容单纯，知识分子可以把全部生命投入史经。而今社会节奏快得像一列狂奔的火车，人们连翻查工具的时间都付阙如。假使再没有现代语文本问世，价值连城的《资治通鉴》将有尘封的厄运。
《柏杨白话版〈资治通鉴〉》
北岳文艺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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