钱世明：大隐隐于市

钱世明，笔名雪课、半癫，祖籍浙江山阴。民进成员。1942年生于北京，1959年毕业于北京崇文师范。历任小学教师，《北京少年》编辑，中国木偶剧团编剧，北京戏曲研究所副研究员，北京艺术研究所研究员，中国作家协会会员，中国佛教文化研究所特邀研究员，戏剧家协会会员。1956年开始发表旧体绝句，1958年作京剧剧本《梅香恨》，得到著名导演陈方千赏识。19岁以词二阕受知于王昆仑先生，20岁投南社耆宿田名瑜（字个石）先生门下。1991年，作为“中国作家代表团”团员访问泰国；1996年，作为“大陆文艺家访问团”团员访问台湾；1999年参加莫斯科“第十届中国文明国际研讨会”。多次接待外国来华访问的作家和学者，应邀在北师大、外交学院、外语学院、国际关系研究院、北京戏校等院校举办佛学、儒学、音韵学、诗词、戏曲、社会学、书画讲座。

第一件：20世纪70年代，有日本学者来北京访问中国社科院文学所。座谈时，日方提到清代一位不怎么有名的诗人，故意只说号不说名，在座的中国专家面面相觑。会后该所某室负责人问钱世明，钱当即说出此位诗人是谁，有什么著作，其诗集的名字是什么。负责人大喜，说小钱你赶快下点功夫把清诗弄弄清楚，我把你调到我们所来就负责这段的研究。当时钱世明刚三十出头，正在北京木偶剧团当编剧，他“唉”了一声，拔腿就上北图借了一部《清诗选》，花了一个星期时间，从第一首背到了最后一首。

第二件：上世纪80年代中期，正是现代诗崛起的风头时期，一个诗歌讨论会上，有慷慨激昂的“先锋诗人”发言，越说越走了板，居然说“从屈原到郭沫若，整个中国诗坛都是一条干涸的河流。”钱世明不干了，一如大河开闸地开了讲，不但用中国圣贤们的例子加以批驳，还“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也学着“先锋”的路数大谈西方诗学和美学――苏珊・朗格是怎么说的，科林伍德是怎么说的，克莱夫・贝尔是怎么说的，他们的话是在哪本书、第几页、第几行，你们好好读去吧!结果当场把“胆大妄为”的后生小子们镇住了，技不如人，谁也不敢再“叫板”了。会后，有心人还真去查第几页、第几行，果然一点都没错。

第三件：1991年钱世明在北京当代美术馆举办个人诗、书、画、印展。在画坛尚无名望的背景下，他的《展览前言》却“癫狂”至极，仅十四个字：“老夫一怒挥诗笔，踹破藩篱闯画坛”。云何“老夫”？他那年才49岁。

第四件：1993年香港报纸登载中通社自北京发布的一条消息《北京易学专家查证：西汉人焦延寿发现日蚀原理》，文称：长期以来，世界学界一直认为最早解释日蚀现象的，是西方人阳玛诺夫(其著《天问略、日蚀问答》)；而北京易学专家钱世明近日发现，西汉末人焦延寿在其著作《易林》中，有“杲杲白日，为月所蚀，损上毁下，郑昭出走”和“日月并居，常暗且微。高山崩巅，丘陵为溪”的论述，应是世界上最早解释日蚀现象的人。

第五件：1995年中国作协创研部和北京作协共同举办了“钱世明现象研讨会”，与会专家一致称其为“文坛怪杰”。严文井先生在会上提出：“要全方位研究钱世明现象，这对文艺界和学术界肯定是一件好事，一定会给我们深深的启发。”

钱世明是谁呀？

上篇：安安静静做学问

人称“文坛怪杰”的钱世明，现年64岁，是北京艺术研究所的研究员。其人怎么“怪”呢？单看他涉猎的科目吧，计有：周易、儒学、艺术欣赏、文学创作(包括旧体诗、新诗、小说、剧本、儿童文学等)；其授课经历计有：在北师大、外交学院、外语学院、戏曲研究所、戏曲学院、国际关系研究院，讲授儒学、易经、佛学、戏曲美学、音韵学、古诗词欣赏等；其主要著作计有：诗词文集《大明诗稿》《望汾楼词》《大明古文稿》《钱世明诗词选》等，学术著作《儒学通说》《易象通说》《易林通说》等，长篇小说和中短篇小说集《穹庐太后》《李清照》《玄奘传》《原上草》等，剧本有昆曲《辛弃疾》《东行传》、木偶剧《大闹天空》(获1978年南斯拉夫国际戏剧节最佳节目奖)、京剧《梁祝》《风雪寒江恨》等；还在北京举办了“钱世明诗书画印展”……

在《易》学上，钱世明的突破在于，提出“卦象思维”，借助符号美学的方法研究卦象，这样，就把卦象研究与艺术实践联系起来了。“特别是把卦象思维、形式，提到是表现性艺术符号的观点，亦学术界之仅见。”(著名学者吴晓铃评语)

在诗论上，钱世明提出“诗之为道，情、才、识、胆、气，缺一不可。”“人皆有真情，故人皆可为诗人也。而多不能诗者，在才、识、胆、气之不济也，在想象能力之差也。”

在戏曲美学上，钱世明否定戏曲表演的一招一式是“程式”，认为它是有表现力的、有内蕴的表现性形式，这与卦象的玩象见意是一致的。

在古典文学研究上，钱世明对李商隐的全部诗作做了艺术分析，写出专著《玉?生诗艺析评》、《风骚旨格疏》，乃前人没做过的事情。

在儒学上，钱世明称，他治儒学，“就是要用儒学思想为现代社会服务。”举个例子，对“义”的分析，他说：真正儒家讲的“义”，是“宜”的意思，办事合宜，合社会需求，合公共道德标准，即为“义”。“义是行为合理的表现。”“义，是决定该做不该做的标准。孔子说：‘君子之于天下也，无适也，无莫也，义之与比。’”“义，是助人为乐，‘人皆有所不为，达之于其所为，义也。’”这种美德，却被世俗歪曲成“哥们义气”，成了无原则、不讲公众利益、无视公德与社会法度的重私情的代名词，进而成了古今一切贼、匪、盗、黑帮之间的粘合剂，成了坏人们互相包庇的“美德”。钱世明对此深恶痛绝，大声疾呼：“这些被扭曲、篡改了的东西，与儒学中的‘义’是玉瓦不相符的。”

而在人们相对熟悉、也相对亲近的文学创作上，钱世明说他写历史小说，也不是为写小说而写小说，而是为了表达他的历史观。他写历史小说的原则是“不以文乱史”，也希望读者“不以史衡文”。他爱写历史上的少数民族英雄，因为他认为中国历史是中华各民族共同创造的，为此,他在经学上亦赞赏《公羊传》的“大一统”思想(“大”，赞美。“大一统”，崇尚一统)。

这么“庞杂”的学术体系，其范围之大，涉猎到中国传统文化的文、史、哲、美、艺诸多方面，而易学、佛学、音韵学又尤其难，真不知道钱世明是怎么掌握这么多学问的？著名学者吴晓铃先生生前曾慨叹说：“要全面研究钱世明的作品，太难了!”

也许正是因为曲高和寡，所以钱世明的知名度还只限于较小范围，各种评奖很少看到他的名字，各种热闹场合很少看到他的身影，各种热点更跟他无关。但钱世明追求的，就是一种以平平常常心，安安静静做学问的书斋生活。他就像远离人间烟火的古代学人那样，对名利淡然处之，对评奖从不追求，但对作品的优劣却有着一己的坚持：“治学必须有己见。拾人牙慧、无己见之论著是传不下去的。”他心中的大美，是“儒学，中华传统文化之主体，其精粹于今世仍有补益。”

不蒙人，不蒙事，不蒙学问，这是钱世明做学问的三条金原则。要读圣贤书，先做圣贤人：焚香沐浴，敬惜字纸；以学治愚，死而后已；夙兴以求，夜寐以思；恶不可积，过不可长；以铜为镜正衣冠，以人为镜正言行……这些“规矩”都是不能破的。连他的学生也不能破，连他的朋友也不能破――那日我在他家小坐，他拿出沈从文先生给他的信让我看，我随口念道：“……蔓(Man)延”，钱先生马上就纠正说：“不是Man,应该是Wan，古音都念Wan,指爬蔓儿的藤科植物。《左传》里有‘蔓草难图’，《广韵》解‘蔓’字是‘无贩切’。大蔓大蔓，应该就是这个蔓，现在都写成大腕，错了，意思不通呀。”我说哎哟真惭愧，我真是只知其“Man延”，从不知其“wan延”，我还是正牌大学中文系出来的呢，老师从来没提起过，字典也都是这么教导我们的。

钱先生叹息说，现在真的是谬误甚多。比如“栩栩如生”，庄子的原话是“栩栩然，蝴蝶也。”其“栩栩”是“欢畅、高兴”的意思，庄子是说自己变成蝴蝶后，就像飞翔的蝴蝶那么欢畅和高兴。但现在都给解释成“如同活的一样”，到处乱用。早年严文井先生告诉我，叶圣陶先生即对此提出过不同看法。

我无言地望着钱先生，心里都有点同情他了：愚人昏昏，我独昭昭。昏昏者浑浑噩噩，无知者无畏；昭昭者眼明心亮，却又无可奈何，他得活得多不快活呀？

下篇：久久长长做贤人

幸亏钱世明是个散淡的人，又是一位保持着天真、童趣的“半癫”。他活得可潇洒了，兴致来了，一个人在家里又唱又跳，“玩”得极开心；碰上对心的朋友，手舞足蹈没个正形儿。他有着自己的一片烂漫、瑰丽、独立的内心世界。

著名俄罗斯文学专家蓝英年先生曾著文，说刚刚去世的张中行先生家是他“到过的最简陋的住宅”；套用这个语式，钱世明家也是我的文人朋友们中最简陋的住宅。且不说那些豪宅，在今天时人多已大大改善居住条件的情况下，浑身是真学问的钱世明，却还住在北京东直门内一座简陋的居民楼里，小三室一厅，也就六十来平米吧。四白落地，原装的铁窗、木门，原装的水池、马桶，原装的灯管，只在水泥地上铺了一层薄薄的瓷砖。因为是一层，目前正当暑夏倒是凉快，可是冬天就非常之冷了，不知他整天坐在那里读啊写啊，老胳膊老腿老骨头缝儿，怎么受？

就说君子固穷吧，在改革开放已28年、全民奔小康的21世纪的中国北京，君子也不该再“享受”这待遇了!我忍不住跟他说：“冬天您得买块地毯垫在脚底下，不然寒气侵身，容易得关节炎。”

他“唉，唉”地答应着，转瞬，又把他的“宝贝”们抱出来，让我一饱眼福。

善本书，一函一函的，都是用蓝布包面的硬壳套着，一边一枚小小的象牙扣，像忠诚的国门卫士一样尽职，竭力把岁月的灰尘锁在外面。最珍贵的一套是明万历年间版的《战国策》，纸都已经发酥了，碰都不敢碰，而墨迹却依然清丽，漂亮极了。还有清代的一些版本，《诗经》、《聊斋》什么的，都是雕版印刷，一函函被精心置放在一个颇有年纪的大书柜里。

这些都是钱世明祖上留下来的藏书，也曾被“扫地出门”，集中拉到北京体育馆的院子里，后来被他悄悄“盗”回。“这只是一小部分，大部分都没抢救回来，可惜呀!”

钱世明是世家出身，祖籍浙江山阴(今归绍兴市)，曾祖父是咸丰乙未科进士，后任工部主事，全家迁居京城。钱家在前门外大栅栏附近的樱桃斜街买了一个大院落，后来八国联军屠戮北京时，老人含恨身亡，子孙慢慢败落下来。钱世明5岁上学，7岁丧母，一直跟着外祖父母长大，所居之所在崇文门外的一所大宅院，今已不存。三进院落，两侧厢廊，青砖漫地，草木森然。家中只他一个小孩子，有时小钱世明坐在院子里读古诗，读着读着就觉得?得慌，下雨时，更让他联想到《西厢记》、《白蛇传》等戏曲里的情景……

钱世明还记得清清楚楚，7岁时，他读了人生的第一部长篇小说《济公传》。他太佩服济公了，别看他穿的是破衣裳，可他行侠仗义，替人解难。当时小钱世明就领悟到：越有本事的人，越应该谦虚……

世事无常。五十多年后，坐在现今的陋室里，已是两鬓全白的钱世明，回忆着自己走过的学问路，同时解读着自己：

――“我这辈子最不把钱放在心上，现在每个月的退休金，也够吃够喝，足矣!那年张火丁找我写个本子，我喜欢她的戏，就答应了。我是边唱边写，按谱填词，实打实用了3天时间，就把本子拿出来了。张火丁几次打电话来，非问我要多少稿费？我一听脑仁儿就疼，说不要钱……”

――“谁来了都问我为什么不装修？我是真不讲究，从小那么宽敞的院落都住过，现在还在乎这小鸽子笼？对吃、穿、住、用，我都随便，家里给做什么就吃什么，给买什么就穿什么，我自己从来不去商场，只去书店和琉璃厂……”

――“我为什么能淡泊名利？有三个原因：一是从小受的教育就是踏实读书，不能想别的。我还记得自己读的第一本书是白话《世说新语》，里面‘陈平渡江’、‘管宁割席’、‘赤眉军不打郑玄宅’的故事，对我教育极深。二是外祖母对我的管束很严，从小就教育我不许动别人的东西，不许眼红别人家有什么，不许挑吃挑穿，不许暴殄天物，这些都给我打下了极好的人生基础。三是我崇拜孔子，把他的一句话作为终生的座右铭：‘士志于道而耻恶衣恶食者，未足与议也。’”

――“我这辈子最尊重的是什么人？当然是有真学问的人。打我年轻时起，就只愿意跟老先生们来往，上人家家里请教去，进门只谈诗、词、文，从不闲扯别的。老先生们都对我非常好，手把手地教，像王昆仑先生、田名瑜先生、沈从文先生，给我写信谈剧本、谈诗、谈小说，都是用毛笔，一写好几页，那真是一丝不苟。冰心先生九十多岁动不了了，还重读《十三经注疏》。1995年，臧克家先生90大寿，写了篇短文《说梦》，还写信托我查‘损梦龄’之说到底是出自周武王，还是宋人黄山谷用了‘梦龄’的典故之后？”

最让钱世明铭记于心的，是老师田名瑜先生的一件逸事：田老是著名的鸿宿大儒，解放初毛泽东主席曾在中南海宴请两位文化名人，并亲自为二老操桨划船，其中一位是毛主席的老师，另一位就是田老先生。田老在京一直住一间只有六七平方米的小平房，这对年事已高的老先生来说极为困窘不便，有人就出了一个主意，请田老给毛主席写信，田老先生断然拒绝说：“孩子，读书人不兴那样做。”

这一点一滴的言传身教，好比春风化雨，点点滴滴全被钱世明吸纳到心田，滴滴点点照着去做，几十年来从不懈怠。他觉得苦吗？不苦，凡圣贤都是如此，安贫乐道，死而后已;他觉得难吗？不难，君子见贤思齐，见不贤而内省之。况钱世明是天性使然，一辈子追求的就是读圣贤书，整理和研究中华文化，沉浸其中，熏熏然，悠悠然，津津乐道，甚至是“五迷三道”。有时读书读得兴奋了，就手舞足蹈地来上一阵“老夫聊发少年狂”，然后冲着外部世界“嘿嘿”一乐，曰：“妙处难与君说呀”!还有时兴致来了，一大早就上地坛公园拉胡琴，摇头晃脑，自得其乐，常去那里遛早的人们都认识他了。

今年春节，一位老朋友开车到家里给钱世明拜年，老伴儿说他出门吃饭去了。等了七八分钟，就见钱世明骑着他那辆旧自行车，边唱着戏文边回来了。见到好几年没见面的老朋友，他自然很高兴，忙不迭道歉：“今天我老伴不舒服，我就自个儿到胡同口，吃了一碗卤煮火烧。”

客问：“怎么还骑车呢？”

笑答：“你瞧我这身体，还倍儿棒，就愿意骑车，自在，还锻炼身体。前几天我一高兴，骑着车跑通州大顺斋买糖火烧去了，一个来小时就到了。所以，我很少坐车，就连有单位请我去讲课，人家说开汽车接我来，我也说不用，现在这么堵车，多糟蹋工夫啊!再说我这辆旧车还有一大优点，搁在哪儿都不怕丢。”

客又问：“怎么还住这儿，房子还没解决？”

一声叹息：“都退休的人了，更难解决了呗。”

客复问：“钱老师，您还有什么愿望？”

“有，有。”这回，钱世明快言快语，一口气说出4个心愿――

第一个愿望：净化学术。你看现在这金钱闹的，怎么连学术界都乱糟糟的呀？有次我听广播，一“专家”讲《聊斋》，愣把“贾人之子”解释成“姓贾的人的儿子”!从古至今，谁不知道这里说的是“商人的儿子”？连这都不知道，他还敢上电台去讲？又有一次偶然看电视，正有“专家”讲古人作品，好几处讲错了不说，还突然冒出句粗话，说这位古人“装孙子”，真把我吓坏了，这是专家讲课的语言吗？

第二个愿望：净化语言。俄罗斯普京总统上台后，曾提出净化语言，我觉得咱们中国的语言环境也存在很大问题。现在好些词儿都不通啊，比如“感动”某某地方，地名又不是人称名词，怎么感动啊？“时尚”某某地方就更不知是什么意思了。还有“诗文”某某地、“戏剧”某某地，“PK某某”，白纸黑字就那么印着，都不明白是什么意思？听说网上用语更是莫名其妙，比如管东西叫“东东”，管崇拜者叫“粉丝”，有些纸质媒体就直接拿来用，看得人晕头胀脑，真是把中国语言搞乱了。

第三个愿望：收几个好学生。现在让我苦恼的是，我们单位级别低，我想招几个研究生都不行。我真是想把自己懂的这点东西传授下去，还是有好孩子想学的，咱中华文化传统，得后继有人啊。

第四个愿望：再抓紧时间，多做点儿事。我真是爱国者，太热爱自己的民族文化了，那年我去俄罗斯文化交流，行前自己把古陶文扎在肚子上了。我高兴“安贫乐道”，只是觉得自己的力量太微薄了，中国文化浩如烟海，回头一看我写的那点儿东西，简直太少了。这辈子能把传统文化研究出一星半点，就知足了。

结篇：留与后人评

在钱世明家四白落地的客厅兼书房的墙上，挂着一幅他的自题诗：“移文好去彦伦前，人境结庐地自偏。群鹊时临窗外叫，老猫总倚脚旁眠。读书乐忘暮将至，作画狂来意在先。即使迁居沂水上，得风不复舞雩边！”

这既是他当下生活的写照，也是他的襟怀所向――“自朝至暮，饮食起居，言语动静，皆所谓学。”满足于做个纯粹的读书人，“虽然今天什么都讲级别、待遇，但我眼里，还是只有学问的高低，没有官位的大小。”

我忍不住问：“您觉得亏不亏啊？尤其是看见那些欺世之徒暴得大名，您怎么想？”

钱世明据实以告：“咳，也不怎么觉得亏，‘不与今人争，留与后人评’，我有这个自信，自信诗必传世。我曾有一句诗，是‘安知千载下，人间不仰首？’有人骂我狂，须知‘狂者进取，狷者有所不为’。我要求自己‘商歌未云贱，脱颖抱国危’，这是1962年我写的《呈王昆仑师》五言排律的首句，那年我刚好20岁，意思是做个真正能为国家做事的人。”

当年，王昆仑先生给年轻的钱世明写信，称赞他的诗词“不类少年词语，极有大家气派。”叶圣陶赞其“诗多巧思。以足下之才，想学生获益匪浅。”臧克家赞扬他“你，有才华，强记。方方面面都介入，而且成绩斐然。”严文井赞扬他的人品“鄙薄势利，对朋友忠诚。潜心治学，是典型的学者型作家。”还有章士钊、俞平伯、夏承焘、顾颉刚、张伯驹、钱钟书等前辈、名家，都纷纷阅读钱世明的作品，为他的诗稿题字，并欣欣然于“钱世明是青年中不易才也。”(赵朴初语)

四十多年来，钱世明把老先生们给他的这些手迹都珍藏着，装订成册，名为《手教集》。每每念及老一辈大师巨擘对自己的教诲和鼓励，他都深感知遇之恩，更坚定地在“不求名利，但求学问”的境界中，做一名紧随其后的薪火相传者――自古以来，这一脉文人在中华文化的历史天幕中，层出不穷，群星闪烁，汇成了一条粗粗壮壮的、激情四射的银河。

我想起一个比喻：学界称张中行先生为“布衣大儒”，钱世明先生亦是隐于民间的“平民学者”。《昭明文选・反招隐》有句：“小隐隐陵薮，大隐隐朝市。”在万楼林立、人头攒动的北京城内，钱世明先生是一个让人心里安静的、高贵的存在。

■人物影集

四岁时与母亲

1981年,在北京花市旧居

1999年在莫斯科

救一只垂死的鸽子

2005年夏,为小学生伴奏

■书画作品

（本版除人物影集、人物小传照片为资料照片外，其余均为本报记者郭红松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