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浙江青田传统稻鱼共生系统被选为联合国粮农组织首批5个“全球重要农业文化遗产”试点之一，去年6月正式挂牌，为期6年的项目试点阶段将于明年正式开始。为什么要保护农业文化遗产？保护什么？如何保护？中国工程院院士、中国科学院地理科学与资源研究所自然与文化遗产研究中心主任李文华研究员说：“现在是到了用现代技术武装传统农业，用传统农业思想反思现代农业发展的时候了。” |
|
|
|
|
鱼戏稻田间的恬静景色 |
村中的老建筑 |
|
|
|
|
|
村里的孩子长大后，还会把古老的农作传统传承下去吗？ |
| |
浙江省青田县龙现村掩映在浙南群山深处，老人们传说这里曾经现过真龙，所以才有了“龙现”的村名。吴小舟村长带我们进村，他指着环抱着村庄的群山说：“这座山叫奇云山，那座叫元宝山。那山顶有个大草坪，是浙南第二大草坪呢！”许是草场涵养了水源，龙现村一年四季水声潺潺，一条龙现溪分作几支盘绕过村里的每一个角落，再蜿蜒而下。
日出而作、日落而息。千百年来，龙现人延续着老祖宗的方法：芒种插秧，插秧后在稻田里放进由祖辈们就开始豢养、繁衍的田鱼，形成了独特的稻鱼共生系统。现在龙现村忽然因此而引起全世界的关注：“稻鱼共生系统”被联合国粮农组织选为首批5个“全球重要农业文化遗产”之一进行保护试点。
一切工作都在平稳有序地开展，农业部国际合作司负责项目的管理工作；中国科学院成立了“自然与文化遗产研究中心”，负责与联合国粮农组织的联系，并以此为切入点开展农业文化遗产保护研究工作；青田县成立了农业文化遗产保护机构，负责具体的实施，并正组织专家编制保护规划。然而，农业文化遗产保护还是新生事物，全世界都没有先例。因此即便是执行者心中都还有疑问――科学家和管理人员甚至老百姓都在思考：农业文化遗产，我们究竟要保护什么？为什么要保护？该怎样保护？
“一种生产方式的消失就好像一个物种的灭亡，对于人类来讲都是难以估量的损失。然而，我们要保护的不仅仅是‘稻鱼共生’的生产方式，更重要的是保护和发展人类与环境和谐相处的思想。”
台风过境之后，太阳又肆无忌惮地洒下金光，青田的街道仿佛下火般灼热。可龙现村里依然凉风习习。青绿的稻苗在依山势而下的块块梯田中整齐地排列着，随山风轻舞。如果你走上田埂细看，就会发现一条条或金或红的田鱼游弋在还不及膝深的水中。“这里的田鱼是鲤鱼的变种。”中国科学院地理科学与资源研究所自然与文化遗产研究中心副主任闵庆文研究员介绍说：“这里稻田养鱼的历史可以追溯到1200多年前。”
其实我国南方很多地方都有在稻田里养鱼、养鸭、养蟹的历史。专家介绍说，那时农业劳动生产率低下、产量低，为了有限地利用资源，老祖宗就想出了这么个一举两得的办法。随着近代集约化农业的发展，特别是农药、化肥的使用，这种生产方式逐渐退出了历史舞台。上个世纪70年代左右，以中国科学院武汉水生生物研究所为代表的科学家们曾经发展出一套较为完善的稻田养草鱼的技术，在四川、湖北等地推广。这虽然是绿色产业，但是农民们发现，这种技术不能用农药、化肥，不仅麻烦，收入还不如单独种稻或单独养鱼，所以就逐渐荒废了。
然而在龙现村，这种传统的生产方式不但保存了下来，田鱼甚至已经成为村人生活中的图腾。除了田里，村里家家户户房前屋后的水塘里都养着田鱼，最大的田鱼足有成人的一臂长。过年时，村里人会舞上一曲鱼灯舞，编曲、编舞、扎灯……所有步骤都由这些面朝黄土背朝天的农人们完成。姑娘出嫁时，嫁妆里肯定有两雌一雄一组田鱼，稍微阔气点的家庭就陪送两组。外出打工的游子的背囊中，也总塞满了父母姐妹晒好的田鱼干。这里的人们养鱼、吃鱼、也敬鱼。
为了养鱼，村里的水稻田几乎不施农药，化肥也是能少用就少用。插秧、除虫、拔草……人们在祖辈就曾走过的那道田埂上往返，时间似乎并没有在这里留下痕迹。吴村长介绍说，每到周末、假日，总有城里人来这里吃真正的绿色食品。在去年成为全球重要农业文化遗产保护试点后，人们更是络绎不绝地慕名从四面八方涌来。“杨民康、伍丽贞一家就是靠田鱼而致富的村民的典型，他们今年新开了一座‘渔家乐’，靠开鱼馆、卖鱼干年收入超过10万元。”闵庆文对这里的一切如数家珍。
李文华说：“在我看来，一种生产方式的消失就好像一个物种的灭亡，对于人类来讲都是难以估量的损失。然而，我们要保护的不仅仅是‘稻鱼共生’的生产方式，更重要的是保护和发展人类与环境和谐相处的思想。”
闵庆文说：“对农业文化遗产的保护，不仅是要保留这种生产方式，更要找出这种生产方式对今天农业发展的借鉴意义。在中国的传统农业中，天人合一的思想一直占据了主流位置。从某种程度上说，‘天人合一’就是要人与自然和谐发展。现代农业发展中的问题已经逐步暴露出来，由于农药、化肥的过度施用，土壤退化、水污染、食品安全无法保障等诸多问题使农业可持续发展的前景变得暗淡不明。保护农业遗产，就是要保护农业文化遗产中的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思想和方法，并通过与现代农业技术的结合而加以推广。”
李文华的语气有些凝重，他说：“现在是到了用现代技术武装传统农业，用传统农业思想反思现代农业发展的时候了。”
“青田的‘稻鱼共生’系统中还有很多秘密值得我们去探索、去研究。其实我国类似的农业文化遗产还有很多，我们实在不能放任这些宝贵的知识财富就此湮没。”
刚卸任华南农业大学校长不久、现仍担任热带亚热带农业生态研究所所长和中国生态学会农业生态专业委员会主任的骆世明教授是第一次来到龙现村，一进村他就被“稻鱼共生”迷住了。他走街串户，深入到农民家中急切地想了解关于稻田养鱼的一切细节。“看，田鱼在撞击水稻！”骆世明兴奋地让大家观察：“这里的田鱼虽然是鲤鱼，可是已经发生了变异。田鱼的嘴比较坚硬，它们不仅能清除稻田里的杂草，甚至还养成一种撞击水稻根部的习惯。这样一撞，水稻上面的害虫就掉在水里，鲤鱼不仅为自己找到一顿美餐，还为水稻除了害虫。”
在千百年的演化中，龙现人还发明了很多和“稻鱼共生”相适应的生产方法。农民们向科学家们演示了一种钉耙状的木质农具。“仅靠田鱼除害是不够的，我们通常会在稻田里洒些菜油，然后用这个工具站在田边推水。”一位农民介绍说：“水面形成的波浪有几十厘米高，正好把稻子上的害虫卷下来，这些害虫一旦沾上了菜油就再也飞不起来了！”
这些发现让骆世明愈感兴奋。他说：“如果没有农药、化肥，庄稼该怎么种？这不仅是个历史问题，更是一个关系到未来的问题。现在我们已经基本解决温饱问题，必然追求高质量的生活，食品安全就是高品质生活的最重要组成部分之一。”
这里也是开展科学研究的“宝地”。浙江大学的陈欣教授在龙现村建立了一个实验基地。下午2点多是一天最热的时候，她的两个研究生带好草帽、穿着长衣长裤开始在田间穿梭。他们拒绝了记者的采访要求，恳切地说：“我们每天早、中、晚要测3次水温，现在正是水温最高的时候，再不去就来不及了。”陈欣介绍说，这两个学生已经来了一个多星期了，他们除了要研究龙现村的区域小环境，还要进行一系列的比较实验。“比如养田鱼的稻田和不养田鱼的稻田在产量上的差别，不同水稻品种的产量差别等等。”
骆世明认为，中国传统农业实践经验有一个世界上少有的、连续的文化传承基础，我们的祖先摸索出了很多很有意义的生产方法，比如桑基鱼塘、间作套种技术、农林复合技术、梯田种植技术等等。“如今传统农业实践中的许多生态学原理还不是很清楚，可以说还有许多秘密，需要我们利用分子生物学等现代理论和技术进行深入研究。这些宝贵的遗产对于生态农业的建设和发展是非常必要的。”骆世明教授介绍说，在过去相当长的一段时期内，庄稼怎么种、种什么都是由生产队长说了算，通过家庭关系传承经验的途径被大大削弱，很多宝贵的农业知识就此失传。“改革开放之初，我到农村去考察，农民们竟然问我这个书生该怎么种田！”提到往事，骆世明有些哭笑不得。他说：“我们现在正在抓紧时间多走访一些老人家，多搜集一些古籍、史志上的信息，进行农业文化遗产保护无疑是一个非常好的方法。”
骆世明认为，在保护区的核心地区，应该原汁原味地把这种传统生产方式继承下来。“短期内我们还不能清楚地评估农业文化遗产的经济价值，可我们的目光必须放长远一些。”
青田县钟秋毫副县长问联合国粮农组织专家弗兰克博士：“农业文化遗产保护区应该怎么管理？”弗兰克耸了耸肩说：“对不起！我也不知道。”
下午三点多，韦香娥来到自家的责任田拔草。她有三男两女五个孩子，小女儿出嫁了，大女儿、大儿子和二儿子都在西班牙打工，只小儿子在身边。“可能这两年也要出去打工了。”韦香娥一边拔草一边说。
在龙现村像韦香娥这样的情况不在少数。龙现村是个华侨村，大部分青壮劳力都在国外打工。“青田县山多地少，九山半水半分田是这里的真实写照。所以，青田很早就有外出打工的传统。一战之后，法国到中国来招募劳工，很多青田人都报了名，后来出国打工、移民的人就越来越多。”吴村长介绍说：“我们村登记在册的总共才780多口人，可是有近700人在世界各地打工。”
看着村里进进出出的老人和小孩们，人们不禁担心：农业文化遗产还能不能一辈一辈传承下去？
伍丽贞靠田鱼发了家，她说：“我挣的不比他们在国外打工的人少。可种田养鱼毕竟是个苦差事，我的孩子们不愿意做，他们都向往着大城市。”陈欣也表示，她发现已经有人为了省事开始使用农药。“现在村里基本都是中老年，让他们像以前那样拔草除虫也不太可能，特别是在虫灾比较严重的年份。”
农业文化遗产保护的另一个难题是如何把保护同发展结合起来。虽然这种优质米卖出过每公斤20元的天价，“田鱼”更成为畅销海外的高级食品，可“稻鱼共生”毕竟要靠人工分散劳动，同集约化农业相比，耗时、费力、增收有限。
也许中国艺术研究院苑利研究员触及到了问题的实质。他认为，农业文化遗产保护不是个经济问题，虽然不能让农民吃亏，可也不能指着它发家致富。他说：“尊重传统会得到传统的回报。日本拉门不论从力学角度还是从声学角度来讲都该被淘汰，可日本人尊重传统，最终把拉门原理运用到面包车门的设计上，解决了狭小空间的开关门问题。现在世界上每生产一辆面包车，都要付给日本相应的专利费。传统农业中蕴藏着很多宝藏，其中既有文化内涵，也有科学价值，在彻底搞明白其中奥妙之前，保护是最好的方法。”
在龙现村，记者还听说了这样一个故事。有一户人家六个孩子都在欧洲打工，挣了钱就想在村里盖一座6层小楼。村委认为这样做和农业文化遗产保护的基本准则有冲突，就驳回了这家的要求。那么，应当如何协调农民的需要和保护区原汁原味的需要？
“是不是可以考虑政府给予一定程度的补偿？”闵庆文说。来自北京师范大学区域旅游规划专家吴殿廷教授说：“可以考虑发展特色旅游，比如骆教授提到的‘人造波浪’除草就可以成为一个观赏项目嘛！”集思广益之下，人们似乎看到了解决问题的曙光。“当然，无论是制订旅游规划，还是建立政府补偿的长效机制，都不能一蹴而就，还需要专家们的深入研究。不过必须说明的是，农业文化遗产保护不是要把所有的地区都变成一个农业模式，核心区必须保持原汁原味，其他区域可以因地制宜地发展。”闵庆文总结说。
历史是一首无尽的歌，一辈辈咏吟传颂，那歌词曲调既有失落，也在逐渐丰富。但总有一部分会成为民族的符号，一代代传承。全球农业文化遗产，让我们留下那首祖辈传唱的歌。
|
稻田养鱼给我们带来了好处 我是龙现村的村民。在去年6月份世界农业文化遗产研讨会上，我作了发言，向各位专家、领导介绍了龙现村的稻田养鱼。一年来，我除了养好鱼、种好稻以外，尝试着恢复了两亩地老品种的种植，全部不用农药、化肥，我发现田里的青蛙多了，老品种没有受到稻飞虱虫害，鱼和稻长得都比较好。今年6月份，我看到来村里旅游的人很多，他们很多人都是知道龙现村的稻田养鱼被评为“世界农业文化遗产”后来的，来看看在稻田里怎么养鱼，来吃吃田鱼的味道好不好。我们家就拿出10多万元投资办起了“农家乐”，让游客自己动手喂鱼、捕鱼、摘菜、烧饭，游客很喜欢，一个月下来毛利润有2万多元。我发现鲜田鱼、鱼干的价格不仅上去了，而且销路更广了，很多杭州、上海、温州的客商打电话来订购，一年纯利润达到10多万元。 但是，我已发现很多游客都说只有一个牌子，没有什么好看的，留不住客；因为产量低，很多农户不愿意种老品种，因为费劳动力，很多农户不喜欢用传统种养模式；世界农业文化遗产还没有真正让龙现的老百姓增加多少收入。 我想，世界农业文化遗产要保护，重要的是让老百姓受益，有好处，增加收入。领导、专家要多给我们帮助，在旅游发展上让游客喜欢，让他们有得吃、有得玩、有得看，最好是能够住上几天几夜都不烦，旅游给老百姓增加收入，大家就会发现保护世界农业文化遗产的重要性，就会自觉地去保护。 (龙现村村民伍丽贞) |
|
开发是保护的最终目标 稻田养鱼这种原始的农业养殖方式，能够入选全球重要农业文化遗产保护项目，对青田县，乃至我国这一传统的稻田养鱼模式的保护会起到积极的促进作用。通过项目的实施，其带来的效应是明显的，冲着世界农业文化遗产这块金字招牌，慕名来青田旅游的人数明显增多，促进了当地旅游业的发展，给当地农民增加了不少的收入；另一方面，因为有了世界遗产，群众的保护意识明显提高，接受外界的思维能力逐渐增强，能够积极主动的参与到遗产的保护中去，使他们成为世界遗产的受益者、保护者。 但在发展中我们也要看到，随着经济社会的发展，劳动力成本不断增加，农村劳动力特别是年轻劳动力向城市流动或是出国务工是一种必然趋势。农民觉得外出打工能够获得更大的经济收益，原来从事传统农作的人为了谋求更高的劳动力价值而改变先前的劳作模式，甚至放弃原有的劳动技术，这为继续保留农业遗产带来很大的难度。 先辈创造出的这些模式和技术，已经不再是一般的模式和技术，而是一种遗产、一种文化，一种对人类今天和未来都具有重要意义的财富，是对现代化农业所带来的环境破坏、土壤板结等种种弊端的反省和总结。入选世界农业遗产对青田，乃至全球的稻田养鱼模式应该会是一个促进。但是与世界文化遗产不同，农业不只是一种文化形态，作为一种社会生产力，必须适应社会的发展。毕竟随着人们观念的改变，当地那些掌握农业遗产技术而又专心养鱼的人正在迅速地减少，祖祖辈辈传下来的老传统已经在一点点淡出他们的生活，稻田养鱼处于濒危状态已是一个不争的事实。世界农业遗产的保护在全球范围内还是首次，究竟应该保护传统的稻田放养的模式还是改良后的养鱼模式，具体应该保护什么，怎么保护，政策如何配合，这一切都需要摸索和研究。 保护和开发是相辅相承的，是一个统一的过程。保护是为了更好地开发，开发是保护的最终目标，保护稻鱼共生系统无非要为人民、为社会创造一个和谐的、生态的、休闲的、具有更高价值的社会环境和更有经济价值的产业。 (浙江省青田县人民政府副县长钟秋毫) |
|
和谐相处才能持续发展 中国是世界上最早进行淡水养鱼的国家。河南安阳殷墟遗址出土的甲骨卜辞有“贞其雨，在圃渔”、“十一月，在圃渔”的记载；《诗经・大雅・灵台》说：“王在灵沼，于．鱼跃”，明确记载周文王凿池养鱼的事实。可知早在商代晚期中国就开始池塘养鱼，距今已有3000多年的历史。 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后，稻田养鱼有了长足的发展，由原来集中在南方地区逐渐遍及全国各地。1989年全国稻田养鱼面积1330万亩，总产鲜鱼12.51吨，2000年年产更高达74.6万吨，亩产也显著提高，出现了大面积“千斤稻，百斤鱼”的典型。 《青田县志》载：旧青田“九山半水半分田”、“梯山为田，窖薯为粮”。县境地处浙南中低中丘陵区，地形复杂，以丘陵低山为主。一方面，青田地处瓯江水系，水资源丰富；另一方面，“浙东溪水峻急，多滩石，鱼随水触石皆死，故有溪无鱼。”（《避暑录话》）而山区难以普遍开挖池塘养鱼，因此宜稻、宜渔面积少。利用有限的水土资源进行稻鱼共养，成为必然选择。 “种稻养鱼”的生产方式和“饭稻羹鱼”的生活方式是中国传统农耕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它不仅表现在“天、地、人、稼”和谐统一的思想观念、农业生产和知识及农业生产工具上，也反映到乡村宗教礼仪、风俗习惯、民间文艺及饮食文化等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 中国农民很早就有了“顺天时，量地利，用力少，成功多”的“天地人稼”和谐统一的思想观念，陆续发展了“农牧结合”、“农桑结合”和“基塘生产”等生态农业模式，稻田养鱼就是这一思想观念和文化传统影响下生态农业发展的又一种形式。 我国稻田养鱼历史悠久，形式多样，内涵丰富，潜力巨大，是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传统农业可持续发展的典范之一。尽管传统的稻田养鱼模式在今天看来存在种种缺陷或不足，但这些不足多半是传统文化与现代文明冲突的结果。由于传统稻田系统是一种建立在传统农耕文化基础之上的农业技术、经济与文化的综合体，对它的保护、研究和利用也必须多管齐下，均衡考虑，而不能仅仅或过多地关注其日见衰减的经济效益。从确保食品安全、改善生态环境、保护传统文化的角度来看，政府有必要在政策、制度、资金等方面为传统稻鱼共生系统的存续提供保证，特别是要加强相关科学研究，为稻鱼共生系统的有效保护和可持续发展提供有力的技术支持。 (南京农业大学教授夏如冰) |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