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
由本报和上海交通大学国家文化产业创新与发展研究基地、河南省郑州市委宣传部联合主办的21世纪中国文化产业论坛第四届年会郑州论坛于近日在郑州市隆重举行。论坛就中国文化产业与城市文化发展进行深入的理
论探讨，本报今天刊登部分与会代表的发言，以飨读者。
进入新世纪以来，我国文化产业发展方兴未艾。去年中央出台深化文化体制改革的若干意见后，许多城市都在思考如何把丰厚的文化资源变成文化产业，变成知名文化品牌，变成生产力，以及如何建设文化市场、把文化变成拉动经济的动力等。文化产业郑州论坛在这样的背景下，深入研究文化产业与城市文化发展，这对进一步提高我国文化的竞争力和影响力，具有重要的意义。
近年来，郑州市文化产业发展和城市文化建设取得了初步成就。郑州市以不断提高全市人民的精神文化生活水平为出发点，在文化产业发展和文化建设上进行了积极的探索，使历史文化古城焕发出新的生机与活力。在城市文化建设的具体实践中，郑州市坚持保护文化资源与开发建设并重，扩大城市规模与文化创新文化形态并重，扩大城市规模与延续城市文化根脉和创新城市文化形态共同推进，不断提高城市文化竞争力和影响力。应该说，郑州市的经验值得我们许多地区和城市在发展文化事业和文化产业中加以借鉴。
期盼中原文化产业的战略性崛起
上海交通大学教授，国家文化产业创新与发展研究基地办公室主任胡惠林
2006年全国人大审议通过的国家“十一五”规划纲要把“中部崛起”列为国家中长期发展战略规划。“中部崛起”成为我国区域协调发展战略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具有国家总战略的意义。河南是中部崛起的主战场。2005年8月，中共中央总书记胡锦涛视察河南时，明确提出河南要实现跨越式发展，在促进中部地区崛起中发挥更大作用、走在中部地区前列，用科学发展观统领中原崛起，用中原崛起促进中部崛起。郑州是河南的省会，是中原的政治、经济、文化中心。如果说，在促进中部崛起中，有着近亿人口的河南能不能崛起，将直接关系到整个中部地区的崛起目标能否实现的话，那么，郑州能否在中原崛起中承担和肩负起崇高的历史使命，将直接决定了中原崛起的战略命运和战略前途。郑州文化产业发展战略的选择和制定，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成为国家战略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具有国家战略的全部价值。
中部崛起和中原崛起伟大目标的提出，中原城市群发展目标的确定，在对郑州发展战略提出了历史性要求的同时，也使郑州面临了历史上最好的发展机遇。能否抓住这样的战略机遇期发展自己，这是时代对郑州发展提出的考验。
郑州是中华文化版图形成的核心地带。其独特性和文化资源构造的完整性和丰富性在国内具有独一无二的明显优势，为郑州发展文化产业提供了充分的历史文化条件。郑州地区是我国城市形态的发源地，同时也是我国市民形态和文化市场形态的发源的核心地带。大量的出土文物和历史文献资料显示了早在两千多年前，中原地区就是我国文化市场最发达和繁荣的核心区域，同时也是古代文化产业形态最为丰富的地区。良好的历史传统和文化经济意识，为今天的郑州发展文化产业，调整产业结构奠定了文化生态基础。郑州要发展文化产业必须先从繁荣文化市场开始。“清明上河图”所反映的不仅是开封的繁荣景象，更重要的是它为我们提供了一个历史依据：中原曾经有过世界历史上最为辉煌的时期，正是这个时期，标志着中原文化对于中国和世界的重要意义，它为今天中原文化产业的战略性崛起，提供了一个永不消逝的“东京梦华”。
进一步完善城市文化发展规划
北京市社会科学院首都文化发展研究中心副主任沈望舒
当发展文化产业不再是“说事”而是进入“办事”阶段之后，关于文化供应链、产业链、运作流程的讨论便开始具有关键意义、因为文化产业链完善度具体决定着地域、城市、国家文化生产力的素质与优势。
当前的许多文化类专项规划在供应链、产业链、文化生产力素质方面存在着许多弊端：
一是对于文化规划前提的领域性缺失。如今不少地方所做的文化规划，无一不是在标题上或实质意义上的“发展规划”，而“发展规划”的前提是需求，目标是对需求的满足度。但是绝大部分规划都没有对客观社会文化需求的认真调研，深刻分析，科学梳理，具体列类；有的是用世界总趋势、社会总发展、理性总推断来代替需求，也有相当多的文案，则是完全不讲需求状况。
二是对于文化规划高端的战略性忽视。极度依赖个体人脑创意想象能力的文化产业，应将开启人的心智功能作为重中之重。但目前看到的文化规划，几乎没有高端创意研发方面的制度机制安排，没有在增加自主知识产权的文化原创领域汇聚资本、信息、人才等的战略性措施；许多地方、城市、行业、产业、企业的文化决策部门，不但自己不打算成为文化的战略组织者和投入者，也不准备为社会上如此战略力量的出现提供有利的环境条件。
三是对于文化规划实施主体的遗忘。中国文化产业的发展，首先缺的是有文化见识、文化自觉、文化自信和文化经济运作能力的文化决策者，缺的是富于文化热情和文化资源配置实力的文化投资置业者；只有当这两类人多起来之后，文化建设上的可干之事、能干之事、值得大干之事才会多起来，执行层面的管理者和专业人员才有用武之地。
四是对于文化规划下游的习惯性省略。因长期只讲投入、不问产出、不计成本的文化事业历史，使严重滞后的文化产业恰恰疏于营销推广的渠道建设。表现在文化规划中，不能将明明存在着的文化生产供应的缺点具体化。文化规划不指出相应的不足，也不明确弥补下游文化营销要素不足的建设要求，是无法加快文化产业支柱化进程的。
五是对于文化规划建设资源汇聚度的无作为。多数文化规划中，除去国家财政对公共文化投入外，关于文化产业正常的获取资本资金渠道，银行等金融机构的支持形式所涉甚少。不解决“钱从哪来”的合法路径问题，文化产业资金流、信息流、人才流、消费流的汇聚度显然不能高估。
六是对于文化规划领导组织协调力的低调。领导组织协调力是使分散的文化产业出现强势企业、行业的环境条件，是让强势文化产品、文化服务、文化项目优生优选优育，最终搏击世界文化贸易市场的专业化力量。但是在许多文化规划中，领导组织协调力却有缺位、不到位的现象。当文化市场成熟度不够，文化产业尚无公信力、权威性很高的行业组织时，政府作为最大公共资源管理者，其领导组织协调工作是必须的。
城市文化建设与创意产业的发展
四川大学文化产业研究中心主任蔡尚伟
不管哪个层次的创意产业中心，都要有符合创意产业发展的基本条件。而最重要的，一为消费市场，一为人才。根据中国的国情，具有相应的生产性创意消费市场的开拓与辐射能力的城市重点发展创意产业可能更有市场保障。一个城市一定要把自己放到城市体系中去比较创意气质。真正具有创意气质的城市哪怕不能培养多少人才，也能吸引创意人才。一个城市能吸引到的人才层次，在某种程度上，是一个城市“创意产业”发展的标尺。具有强大的创意能力、宽广的视野、独到的眼光、掌握了国际标准、拥有广泛的国际人缘的高规格人才，对高水平、国际化的创意产业是必须的。
要推动整个社会创意产业的发展，还是要靠更广泛资本的大力扶持，包括政府的支持力度。中国多方面的体制问题还制约创意产业链的发展，这些问题的解决都需要政府有所作为。政府可以设立“创意产业引导资金”，考虑对创意产业实施贷款贴息等奖励措施。政府要到位，不能缺位，也不能越位，应该探索“非权利管理模式”，建立“创意产业的公共领域”来推进创意产业。政府可为之处，就大的方面来说，集中在园区建设与人才环境、创意气氛的营造上面。
建设产业园区有其必要性。园区可以形成规模效应、品牌效应，利于在园区内形成产业链，降低企业成本，增加企业的市场机会。一个城市的创意产业能够分散发展，就应该可以集群发展。一个宣称要发展“创意产业”的城市如果连一个真正的“创意产业园区”都无法形成，其发展“创意产业”的基础是值得怀疑的。
从更基础的层面来说，一个城市的精神环境、创意环境是“创意产业”发展的基本条件。这是创意人才与创意消费市场的基础。首先需要创意的政治文化气氛。人们要包容中心城市的创新改革，要给予其相应的“政治信任”，增强其创新主体的便利性，协调省市、条块等关系。当然，一个城市的创新创意氛围与文化传统也有很大关系。一个城市要发展创意产业，就要加强创新型城市与创新型市民文化建设，提倡宽容、多元的文化精神，要积极提高市民创意性。有志于“创意产业”的城市，特别是历史积淀深厚的城市，政府应该肯定纯粹思想、纯粹创意的社会合法性，培养国民对创意的欣赏与需求，在全社会营造“创意”与“空想”的氛围，不要让“文化”、“规范”与“操作”成了负担。
文化建设中的政府行为
中共中央党校文史教研部教授谢武军
在城市文化建设中，政府的行为举足轻重。城市文化建设既是城市建设中的一个领域，又渗透进并主导着城市其他领域的建设。在城市的经济、政治、市政、环境、治安等各方面的建设中，无不展现着城市的文化理念和文化目标。城市文化建设与所有这些方面的建设一道，共同构成城市的文化形象。
在城市文化建设中，政府的行为有高下之分、文野之分。其根源在于有无文化自觉和文化使命感。一个有文化自觉和文化使命感的政府，必然会以历史眼光遏制短期行为，以全民族最大多数人的利益制约局部的小集团的得失，从而把自己的城市建设成为一个和谐的有品位的城市。
因而，在城市文化建设中，以文化自觉和文化使命感提升和规范政府的行为，就显得特别重要。当前，政府在城市文化建设中主要职责在于：以中国特色的城市化为目标，合理规划基础设施建设；以公共服务均等化为方向，推进公益性文化事业发展；以科学发展观为指导，创造环境促进文化产业发展。
文化是城市竞争力的重要因素
中国文化报社副总编辑徐世丕
城市在地区、国家和全球实力的比较格局中显示的竞争实力亦即城市竞争力，绝非经济实力单一要素构成，而是一个多要素的综合性概念。作为城市发展基石的城市实力或城市综合竞争力，无一例外地包含着经济、政治、文化三个方面，而广义的文化则构成城市文明的精髓与灵魂。城市竞争力，应该是由城市所拥有的经济、政治、文化实力与潜力指数这三大支柱综合支撑，由城市创造并拥有的经济力、政治力、文化力在相互作用的辩证关系中形成的一种合力。它是推动一个城市可持续发展的基础性动力。在国家和城市竞争力的三大构成要素中，经济力是基础性要素，政治力是结构性要素，文化力是综合性要素，三者相互依存、相互制约、相互影响、相互促进。
城市既是文化生产的中心，也是文化消费的中心。城市居民日益增长的精神文化生活需求与相对滞后的社会文化生产之间的矛盾，是城市发展的基本矛盾之一，也是城市发展的驱动力之一。城市文化竞争力是一个城市所拥有的人文遗产资源、人才资源、人文环境、文化心态、思维观念、文化资本、文化硬件基础设施，与文化政策与体制、文化创新力、文化生产力、文化消费力、文化市场成熟度等诸因素综合形成的、相比较而体现的竞争优势。在经济全球化的时代，找准自身的文化比较优势，并适时将城市文化力的比较优势转化为竞争优势，是充分认识城市文化竞争力的实质、内涵、地位和作用，提升城市总体竞争力的重要步骤。
嵩山文化圈的战略定位
中国第四纪研究委员会环境考古专业委员会名誉主任周昆叔
郑州是中原的重心，中国传统文化的核心，东亚文化的中心，这“三心”是源于这里有“四力”，即有强大活力、辐射力、吸纳力和凝聚力，而这“四力”源于一个圈中，那就是嵩山文化圈。嵩山文化圈主要指以嵩山为主体并带动其周边而形成的中原古文化核心区。
嵩山文化圈是对嵩山地区文化与环境关系的很好反映，因为在这一圈中有着孕育中原文化的山、水、土、生（物）、气（候）、位（置）古环境“六要素”的最佳组合。郑州古文化发达，文化产业前景广阔，不过要定位于充分表现嵩山文化圈的丰富内涵，就要表现嵩山的文化孵化作用；嵩山文化形成的边缘效应；嵩山文化在中华民族文化中的核心地位；河水、济水、淮水三水文化；嵩山文化圈与世界各古文化同处在中纬度带上；嵩山文化圈处在中国十字形文化传播古道的交汇点上等文化理念。这些方面都是郑州独有和不可多得的文化产业优势。我们要努力将郑州文化优势转化成文化产业优势，造福中原，造福中国，造福世界。
城市文化发展需注重“强力公关”
复旦大学新闻学院副院长孟建
“强力公关”理论在城市文化发展战略方面正在形成以下三方面特点：一、从公共关系研究主体的主导性看，“强力公关”完成了从以往一般意义上的“城市形象塑造”到全面构筑“城市软实力”的飞跃。其间，特别强调了城市形态作为组织的特殊意义。二、从公共关系研究客体的权威性看，“强力公关”从一般意义的公众城市形象认同，扩展到了城市作为特殊公众领域的特殊认同。并在此基础上，强调了公共关系对于城市关系协调和改变能力的深刻认识。三、从公共关系研究媒体的有效性看，“强力公关”在注重“双向沟通平衡模式”的基础上，突出强调了“四力（即“凝聚力、文化力、协调力、参与力”）并举的“整合沟通模式”，尤其强调这种“整合沟通模式”在城市文化发展战略方面的综合传播沟通效应。
中国的城市发展正聚焦和体现着国际战略发展的许多现代理念。其间以“软实力”为核心构筑的“强力公关”理论正在城市文化发展战略发挥出巨大作用。
首先，“强力公关”理论视野中的城市文化发展战略，旨在塑造城市精神和强化城市凝聚力。上海的“海纳百川而服务全国”的精神；大连的“创造、产业、创世”精神；无锡的“尚德务实，和谐奋进”的精神都给我们以昭示。
其次，“强力公关”理论视野中的城市文化发展战略，要极其重视文化的影响力，特别是传媒的影响力。真正在人类历史上有着长久竞争力和吸引力的是文化，是一个国家、一个地区的文化影响力。文化影响力在现代社会已经成为社会发展的“引擎”和“酵母”，引导和驱动社会发展。郑州近年来系统策划和组织媒介事件的经验；青岛利用奥运会所作的传播努力；吐鲁番创建的“建立中国第一个世界文化多样性示范区”崭新概念获得的传播效应，都值得注意。
再者，“强力公关”理论视野中的城市文化发展战略，要充分注重和运用协调力。在我国地区和城市运作方面，充分注重和运用协调力的例子不断涌现。如广东提出的“9+1”泛珠三角经济合作模式；郑州提出的“郑、汴一体化”；杭州提出的“杭州湾发展模式”；徐州提出的“淮海经济协作区”；长沙的“长、株、潭一体化进程”；西安提出的西部大开发的“前指”概念等，都体现出这方面的巨大努力。
第四、“强力公关”理论视野中的城市文化发展战略，要充分体现在对国际机构和国际重大活动的参与上。在这些方面，中国的城市正变得异常活跃。如上海的“上海合作组织”；南宁的“东盟博览会”；三亚的“博鳌论坛”；苏州的“世界财长会议”、“世界遗产大会”；继昆明世界园艺博览会后，沈阳也召开了世界园艺博览会；杭州召开了“世界休闲博览会”；绍兴召开了“第二届文化遗产保护与可持续发展国际会议”，南京也即将举办“联合国第四届世界城市论坛”，等等。
全球化与中国文化产业的对外开放
河南省文化厅副厅长李庚香
当前，中国正在加大推动文化体制的步伐，其动力可以说来源于两化：一个是现代化，一个是全球化。与经济全球化不同，文化全球化并非一个日趋同质化的过程。它是一个全球化与反全球化、文化多样性与文化普遍性、全球化与本土化发生剧烈矛盾的过程。
文化产业的发展，仅靠国内市场的能力是非常有限的，只有发展涉外型文化产业，才能争取国际市场。美国的电影业之所以成为美国出口创汇的支柱产业之一，并且能够形成一个完整的文化产业系统，就在于全球文化市场的需求支持。韩国文化产业发展的战略目标不是将国内市场作为主战场，而是进军国际市场。因此，站在世界文化的背景下谋划中国文化产业的发展，要求我们必须解决中国文化产业发展的外向性问题。只有大力发展涉外文化产业，才能使中国文化不仅有理念的魅力，而且有竞争的实力。如果说过去我们坚信“只有是民族的才是世界的”，那么我们今天则认为“首先是世界的，然后才能是民族的”。即是说，在“文化例外”、“文化安全”的前提下，中国文化产业的发展一定要积极参与全球化的浪潮，形成外向型发展思路。
以外向型思路发展中国文化产业，必须注意以下几个问题：第一，要积极参与全球化的进程。第二，在全球化的过程中，一定要精心保护自己的“文化传统”。第三、在全球化的过程中，要不断鼓励和促进文化创新。第四，认真对待知识产权问题。我们要大力引进文化资本和战略投资者，努力运用先进科学技术提高文化产品和文化服务的科技含量，积极运用高新技术改造传统文化产业，运用电子出版、数字影视、网络传输等现代技术，催生新的文化业态，大力发展文化创意、文化博览、动漫游戏、数字传输等新兴产业，进一步增强在国际文化市场上的“市场化运作能力”。
虽然全球文化的互动性十分复杂，但是在全球化的重大历史机遇中，中国文化发展一定不能错失良机。如果说中国文化的内在价值为我们在全球化过程中提供了影响力，那么大力发展涉外型文化产业则将进一步扩大中国文化的竞争力。或许，这一切，正如诗人瓦莱里所言，“今天，封闭的时代已一去不复，也许展现世界真正妙景的时刻从此开始”。
文化为魂产业为躯
中共山西省委宣传部副部长卢渝
当今城市文化建设与以往相比具有全新的时代特点，这种特点至少集中反映在两个方面：一是文化经济一体化的观念深入人心，对文化的认识有了新提高；二是文化产业异军突起，为文化发展增添了新活力。因此，城市文化建设需要进一步明确其文化定位和产业定位，并且处理好两者之间的关系。文化之魂闪亮，产业之躯强壮，致力于两者的结合与融汇，将成为促进城市文化建设的必然选择。
文化作为城市建设的灵魂，是内在的精神，是城市品质和品味的象征。一座城市特有的文化底蕴和文化风格，主导着文化建设的总体走向，渗透入文化建设的各个环节，对其运作和发展产生着深远的影响。产业作为城市文化建设的躯干，是外在的形体，是实现文化发展的重要手段和骨干力量。积极培育和发展文化产业，将有效地推动体制改革和机制创新，进一步解放和发展文化生产力，为城市文化建设注入蓬勃的活力，增强其实力和竞争力。文化之魂和产业之躯是一个统一体，不能分离开来。当文化有了产业的支撑，它才能充分发挥自身的功能，当产业具备了文化的内核，它才能求得生存和发展。在当前的城市文化建设中，如何妥善处理好把握文化主题和发展文化产业之间的关系，促进其彼此依存，相互推动，这是一个值得探索的理论和实践课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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