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下中国高等院校，“规模、档次”不失为某些掌门人的口头禅。但真正很好处理“规模、档次”之间关系者，实在凤毛麟角。就规模而言，绝大多数院校仅仅完成了“量”上，或者说是“物理”上的扩张，而并非真正提升了档次，这种扩张还构不成逻辑上的“扩大”。高等教育迅速发展过程中，大多数高校在扩大空间、增加人数
一般意义上讲，有了规模，档次提升便具备了相应的基础条件。但今天的高等院校，规模的迅速扩大，并未成为提升档次的积极的促进因素。相反，由于短时间内学生人数激增，基础设施面临巨大压力，几乎每一所高等院校都在扩大基本建设规模，以满足迅速扩张的需要。由于政府投入严重不足，绝大多数高校不惜举债贷款维持运转。对于这些高校来说，偿还近乎天文数字的贷款债务，主要资金进项是学生学费，舍此别无他途。目前，大多数高校已进入还贷高峰期，资金、经费紧张对高校发展的直接制约早已显露端倪。超负荷运转带来的种种弊端，只能让高等院校自食苦果。一些院校不得不“拆东墙补西墙”，举新债补旧贷。中国高校即将告别“扩招时代”，扩招“急刹车”已成定局，那些仅仅依靠学费维持生计的学校，不用说偿还贷款，就是维持正常运转也困难重重，即使已经锁定了“档次”目标，也会因资金匮乏化为乌有。一些高校即将面临生存考验，更遑论档次提升了。至于由扩大招生引发的教学质量下降、教学资源难以合理配置（包括学科建设重复设置造成的隐形浪费）、就业压力等问题，业已引起了主管部门和全社会的关注。如此看来，所谓“规模”不仅没有促进档次的提升，反倒成为滞后因素。考其原委，不难发现，许多高校将规模扩充放在首位，档次则居次席。甚至以为有了规模，档次自然会得到提升。无疑，这是一种非理性的认识，规模只是提升档次的相应条件，而非充分条件。
一所高校的规模绝对不单纯地等同于档次。考查那些举世公认的名牌学府，之所以会名扬天下，绝非仅仅取决于规模、在校生人数。世界上所有的名牌大学都不是扩招“扩”出来的，这大概是“颠扑不破”的真理。不久前，美国斯坦福大学校长约翰・亨尼斯在上海召开的第三届中外大学校长论坛上指出，美国所有成功的大学规模都不大；还指出，兼顾教学质量和学生数量的关系不是一朝一夕的事情。这位美国名牌大学校长发表此番议论之前，今年5月10日，在温家宝总理主持召开的国务院常务会议上，高等教育的质量问题是与会者非常重视的问题，控制招生增长幅度已成定局。由此可知，单纯的规模与数量扩张不仅不可能提升高等院校的档次，而且还带来了质量下降等问题。正因如此，国内一些名牌高校近两年没有随波逐流，坚持不扩招。这些事例阐明了一个简单的道理：高校是培养人才的摇篮，质量为第一要务。如同经济发展一样，没有社会经济及其运营质量，各种数字必然是空洞的。
高等院校的发展，师资队伍及其相关结构是关键环节。许多高校在不遗余力扩大学校规模时，也在招贤纳士，但依然无法与规模的扩充同步而行，教师整体素质提高的幅度是有限的，教育教学质量的改善也是有限的。我们不想再探讨前贤往哲已明确论证过的“大师”与“大楼”之间的关系。但有一点似乎有目共睹：在高等院校大兴土木，营建高楼广厦时，师资队伍、师资水平并未实现质的改变；“大楼”里面罕有“大师”。或者说，规模仅仅解决“硬件设施”，一定程度上满足了师生“硬件”方面的需求，但“软件”的滞后足以让“硬件”不能发挥其应有的功能，并使得所谓“规模”和档次之间的距离加大。
高等院校追求规模和档次是值得肯定的，然而，如何摆正规模和档次的关系，却是值得认真研究的课题。我们认为，理想的模式应是规模与档次同步进行，或者说当规模和档次在一个平面内时，档次优先。根据中国高等教育的现状，首先应固定现有规模，校正发展方向，科学确定档次目标定位，稳定规模，追求档次基础上的规模；其次，对各种档次目标的定位应有相应的具体措施，着力研究目标的可行性；既关注档次目标定位，更关注如何实现目标。
涉及到档次提升，一些高等院校十分热衷“与国际接轨”、“创建国际一流大学”。但需要注意的是，同国际接轨绝非是量的扩张，“创建国际一流大学”也绝非盲目千篇一律地增加人数、扩大规模，还需要解决教育理念更新、学科和师资结构合理、质量优良、提升管理水平、资源内耗等深层次问题，仅仅把目光停留在扩大招生和扩充学校规模上毕竟是浅层次的认识。无论是“与国际接轨”，还是“创建国际一流大学”，中国的高等院校必须追求规模和档次，但档次的提升有赖于改革的深化、理念的更新、质量的提高、结构布局的合理等多方面因素的支持。牺牲档次，即使得到了“世界第一”的规模，也没有太多意义可言。
（作者系哈尔滨师范大学历史系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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