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艾伦・金斯伯格 |
我情不自禁地重复着晚辈的话，的确是有意思，这个人以及他的诗都是非常有意思的。起身关上书房的门，我找出艾伦送给我的磁带放进播放机，房间里即刻充满了一种强有力的乐声，浑厚、粗嘎、饱含沧桑……艾伦已经去世多年了，现在听着他的歌声，心里格外怀念他，跟他相识的一些细节像电影镜头般地一个个闪现出来：
1982年10月，第一次中美作家会议在洛杉矶加州大学一个小礼堂举行，台下坐着自愿来旁听的观众，台上交叉坐着8位中国作家和8位美国作家。艾伦坐在我旁边，中等身材，略胖，但不臃肿，有个格外引人注目的大脑袋，光光的头顶四周长着一圈灰白色的卷发，和浓密的灰白卷须连成一气，蓬蓬生风。他的眼睛大而明亮，有一双年轻人的眸子，喜欢凝聚起目光看人，给我的印象极为强烈。开幕式上每个作家可以讲5分钟，在这5分钟里要介绍自己的文学经历、对文学的贡献以及对美国的认识。
艾伦的发言最有趣，用宣言式的口吻，上来先宣布：“我爱男人不爱女人。诗人的语言不应该分为公开的话和私下的话。我有25年没打领带了，为了参加这次美中作家会议，我认真地打上了领带。主观是唯一的事实，我们身体内外6个感官感觉到的东西才是诗,而细节只能是散文的内容。没有空洞的思想，眼睛是可以把所有事物改变的。写诗就像统治国家一样，不要把疯狂掩藏起来！诗――不是人创造出来的客观事物，它是一种精神的变化过程，是一种启发，是人的完整叙述，是自我预言……”
我不会写诗，又不懂美国，他的话让我云山雾罩，似懂非懂。待接触多了，又读了一些关于他的背景资料，就越发地尊敬甚至喜欢上了这个人。无论去哪里他都带着个小手风琴，喜欢喝茅台酒，酒量又不很大，只要喝上一两杯就开始自拉自唱，非常可爱。
金斯伯格曾做过各种各样的工作：油船上的厨师、电焊工、洗碟子工和夜间搬运工。以后从纽约迁居到旧金山，据称旧金山吸引他的是“波希米亚――佛教――国际产业工人联合会――神秘――无政府主义等光荣传统”。他在这里结识了加里・斯奈德等一批活跃的美国诗人。当时正值美国的经济不够景气，群众厌战、反战的情绪很强烈，尤其在青年当中，酝酿着一股强烈的对现实不满的浪潮。就在这时候金斯伯格的成名作《嚎叫》问世，它表达了群众对社会不满的呼声，尤其强烈地表达了青年人精神上的不满，立刻引起轰动。金斯伯格开始到群众集会上、到大学里去朗诵自己的诗，这样的集会少则几十人、几百人，多至几万人。他的朗诵常常是先从念佛经开始，青年们把他抬起来，把他的朗诵和歌声录下来，到处播放，称他是美国“垮掉的一代之父”。人们把他第一次朗诵《嚎叫》的那个晚上，称为“垮掉的一代诞生时的阵痛”……
有一天晚上他带我去一个当地的青年俱乐部，亲身感受到了青年们对他的热爱。周围一片欢呼，还专门为他举行了一个欢迎仪式。有人告诉我，是金斯伯格让诗从书本上走出来，走到了美国公众的舞台上，把诗变成一种朗诵的艺术。他不仅在国内朗诵，还到过世界许多国家朗诵诗歌、追寻宗教。他跟我讲，不是所有的国家都欢迎他，古巴就曾把他“驱逐出境”，还有的国家拘留过他。他表示很想到中国来，我告诉他，你如果到天津，我可组织一个诗歌朗诵会，相信你一定会受到欢迎和友好的接待。这样一位浪迹天涯的诗人，心却非常年轻，对生活总是这么坦率、真诚，浓郁的诗人气质并不随境遇而变。那一年，他已经出版了14部诗集、14部散文集，创作了6部摄影集，参加过5部影片的演出。
1984年，艾伦・金斯伯格作为美国作家代表团的成员，来北京参加第二次中美作家会议，下榻在竹园宾馆。他喜欢宾馆里迷魂阵一样的庭院，小巧玲珑，整洁幽美。一有时间就要求我带他去逛大街，还希望能看看北京的青年俱乐部。我请教了许多人，也没有找到一家艾伦心目中的那种青年俱乐部。这第二次中美作家会议共同讨论的题目是：“作家创作的源泉。”金斯伯格的发言排得很靠前，中方的会议主席冯牧先生致开幕词之后，就轮到了他。他仍然用固有的坦直语气使与会者耳目一新：
“我写诗，是因为我把自己的思想看作是外部世界的一部分。我写诗，是因为我的思想在不同的思路上徘徊，一会儿在纽约，一会儿在泰山……我写诗，是因为我终究是要死的，我正在受罪，其他人也在受罪。我写诗，是因为我的愤怒和贪婪是无限的。我写诗，是因为我想和惠特曼谈谈……我写诗，是因为人除了躯壳，没有思想。我写诗，是因为我不喜欢里根、尼克松、基辛格……我写诗，是因为我充满了矛盾，我和自己矛盾吗?那么好吧，就矛盾一下吧!我写诗，是因为我很大，包括了万事万物……”
你可以不同意他的观点，却不能不承认他独特的想象力。在某种意义上说，他整个人就是诗，因此有着很特别的感染力。有一天金斯伯格拿着一本中文的《美国文学丛书》找到我，上面翻译了他的诗《嚎叫》。他对我说：“我的全部诗集加在一起所得的报酬，相当于美国一个小学教员一年的收入，因此我是很穷的，主要靠朗诵挣钱。我想在中国多旅游一段时间，但带的钱不多，你能不能让这家杂志付给我稿酬?”
金斯伯格并不因为来到中国就变得虚伪些，就故意装假，他提出这样的要求是正当的，合情合理的。我向他解释：“我们的稿酬比你们的还要低，每20行诗算一千字，按最高标准给30元，你这首《嚎叫》顶多拿150元钱，靠这点钱在中国旅游恐怕不够。我有个建议，你向你的团长提，我向我的团长提，请你到天津讲学，可以讲自己的思想、自己的故事，朗诵自己的诗，也可以边拉边唱……我会以讲课费的形式给你一些补偿。”
这个建议最终未能实现，美国作家团在中国的全部活动早已经安排好，金斯伯格必须随团集体活动。我是怀着一种无奈跟他道别的，他却信心十足，表示一定要单独再来中国，那时一定会去天津。我认为这对一个美国人来说不是难事，可是一等不来，二等不来，等来等去，却等到了他仙逝的消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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