钱其琛先生作序、徐敦信大使主编的《世界大势与中国和平发展》（以下简称《大势》），最近由世界知识出版社出版。在中国国际问题研究基金会支持下完成的这本专论，是中国外交界和战略界的一次“头脑风暴”，字里行间闪烁着战略家的远见洞察，汇聚着外交家的经验睿智，奔涌着理论家的深邃思泉。读后收益良多。
首先，中国的国际战略学界正在酝酿和提出一系列新思维、新概念，这种理论思考的时空范围可能涵盖未来几十年的世界与中国。在《大势》汇集的成果中蕴涵着一系列具有全局性、创新性的理论思维和概念表述。关于“国际体系”和“国际秩序”，杨成绪大使提出，中国在国际体系中最为重要的是把握同发展中国家以及同美国的关系，中国在国际体系中的作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能否做到知己知彼。杨洁勉教授则提出了国际秩序的两重性和中国定位的两面性，“中国是个发展中国家，但从长远发展的眼光来看，中国又将是一个向发达国家转型的国家”，“兼具发展中国家和发达国家的两面性”。陈启懋教授论证了“和谐世界”从概念向现实转变的可能性、可行性和紧迫性。阮宗泽教授则提出，“中国是和谐世界论的创造者，也必将是和谐世界论的主要实践者”。俞邃教授对当今世界“十大关系”的概括，王海运将军对“国家定位”的研究等等，都是具有理论意义的战略概念探讨。
这些新思维、新概念在较短的时间内集中问世，反映了中国国际问题研究的一个新趋向。很长时期以来，中国的国际问题研究素有政策研究和学理研究的两种趋向。进入新世纪以来，这两种趋向加快了渗透、交叉、融合的进程。换言之，中国的国际战略研究和国际关系理论研究互为促进，相得益彰，表明具有中国特色的国际关系理论体系呼之欲出。
其次，中国国际问题研究的视野不断扩大，并展开多层次、多方位的换位思考，由此形成更加客观、务实的战略选择。中国的国际问题研究传统集中在若干大国和大国关系，其中又以中国与美、日、俄、欧等双边关系为主。但是，近年来中国的国际问题研究也越来越具有“全球化”的特点，中国的战略界正在将视线和焦点扩大或转移到更大的范围和更多的领域。
在《大势》书中比较突出的是中东和中亚地区研究占有很大的比重，如杨福昌大使的“美国的大中东民主改造计划”、朱威烈教授的“文明对话与大中东改革”、时延春大使的“国际战略中的中东”、潘光教授的“中国和平发展进程中的上海合作组织”，等等。其中有些观点是相当领先的。如朱威烈提出，阿拉伯、伊斯兰国家的改革已经不仅仅取决于美国的意愿，而是关系到中东北非地区前途以及现有国际体系和国际秩序的稳定和发展的全局性大事。安惠侯大使的判断是：美国的中东政策是影响中东形势的最重要因素，中东地区的热点问题将继续对美国的霸权主义构成牵制。杨福昌大使则认为，迫于各种因素的牵制，美国将不得不调整其“中东民主改造计划”，“弱化同伊斯兰世界的意识形态对抗，增加推进中东和平进程的内容”。
中东问题研究已成为中国战略学界的重镇，对于扩大和深化整体的战略视野具有不可多得的作用。其他领域包括中亚地区研究、非洲研究和拉美研究，也都出现类似的“井喷”现象，与传统的“第三世界”研究己不可同日而语。
即使是所谓“重中之重”的中美关系研究，角度也开始超越中美之间的双边因素，而着力从全球角度来判断中美双边关系的走向。如华黎明的“中国与中东关系中的美国因素”，詹世亮的“美国全球战略部署与中美关系”，阮宗泽的“联合国改革背后的大国角力”，等等。研究领域和焦点背景的全球化，从一个侧面反映了中国国际战略研究的能力明显提高。
从这些研究成果中可以看到，作者们努力揭示中国与全球市场体系不断融合的发展规律，即经济全球化为中国发展提供了历史机遇，同样中国的发展也为世界各国提供了历史机遇。在此过程中出现的种种摩擦和竞争，是不可避免乃至正常的。
最后，本书体现了中国国际问题研究认真探讨、交锋争鸣的严肃学风。在方向和根本利益一致的前提下，对复杂的国际问题产生不同的理解和判断，是任何一个大国的战略界都具有的特征。中国战略学界历来就有严肃探讨、不怯交锋的良好风气，表现出战略研究思维的多向性。正是这种商榷切磋为国家的外交决策和国际战略选择提供了宝贵的思考空间和选择余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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