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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太玄:“海纳百川、有容乃大”践行者的楷模

2006-08-20 来源:光明日报 作者:李建华 李朝鲜 周仲璧 我有话说

“少年中国勇探求,涉广猎知行未休。更赋新词惊奇绝,文华蕴藉数风流”,这是何郝炬先生盛赞周太玄先生的诗句。周太玄(1895.2―1968.7),曾任四川大学教授、生物系主任、理学院院长、校长。他系法国蒙彼利埃大学教育硕士、蒙伯里大学理学硕士、巴黎大学生物学博士,是我国著名的生物学家、教育家、翻译家、政论家

、社会活动家和诗人。周先生学贯中西,博古通今,堪称四川大学校训“海纳百川,有容乃大”践行者的楷模。

生物学家:我国腔肠动物研究的开创者

少年周太玄生活在祖国遭受内乱外辱的时代,国人之愚昧更是令人发指。曾有几个晚清遗老平生第一次看见电灯,当即跪下磕头,惶恐万状,念叨不已:“国之将亡,必有妖孽”。此事深深刺痛了周太玄,这个感情充沛、文笔优美的少年才子,决意学科学,用科学拯救处于危难之中的祖国。

周太玄1920年考入法国蒙彼利埃大学,1924年获得教育学硕士后,进入巴黎研究院,专门研究细胞学和腔肠动物。在此后的几年里,他在细胞学、腔肠动物,特别是水母的研究方面取得了重要突破,并利用“松滋侯”墨把细胞组织清晰地展示出来,解决了细胞研究中的染色问题。从1921年至1930年,周太玄完成了七部专著,四部译著和几十篇论文。1930年他被授予法国国家理学博士学位。

归国后,周先生将他所学毫无保留地奉献给自己深爱的祖国。建国后,他组织带领人员对我国沿海地区水母分布进行了普查,与助手一起发表了一系列很有价值的论文,填补了我国水母研究的空白。仅在《烟台水螅水母的研究》一文中,就有25种水母是我国第一次记载,4种是太平洋地区第一次记载。他为我国水母研究开辟了道路,被称为腔肠动物研究的鼻祖。早在1946年10月,他在重庆《大公报》上发表的《瞻望人类的未来》一文中就曾预言在物理世纪之后将出现生物世纪和社会科学时代。如今,这一预言正逐渐变为现实。

教育家:变课堂为艺术

周先生非常重视教育工作,在青年时代就曾译著过十多篇有关教育的文章。1912至1923年,周太玄在《教育杂志》上发表了125篇文章。1923年,他参加了商务印书馆举办的“庚子赔款与教育”的征文竞赛。黄炎培、任鸿?等评审认为他的文章“将计划分为教育与学术两大部分……他的计划也都是切实可行的。”这篇文章,被评为第一名,刊登于《教育杂志》15卷6期。

1930年11月,应成都大学(四川大学前身)张澜校长之聘,周先生饱含热情地投身到科教救国的实际行动之中。周先生先后开设了生物学概论、无脊椎动物学、胚胎学、细胞学、遗传学、动物生理学、进化论等课程。不论学生多少,应开的课程都开设齐全,凡无人教的课程,他都承担下来。周先生学识渊博,博古通今,课堂总是妙趣横生。学生赞誉说:“听周先生授课可说是一种艺术享受”。选周先生所开生物学的学生,多慕他的高名。他对这些同学循循善诱,激起了学生对生物学的极大学习热情。

1951至1955年,周先生担任四川大学校务委员会主任委员,主持了学校的“三反运动”,引领了四川大学向社会主义新型大学的历史转变。

时代先锋:创办刊物和通讯社,传播新思想和新文化

沧海横流,方显出英雄本色。周太玄先生一生经历数度磨难,却愈挫弥坚,始终站在时代的潮头。风华正茂的周先生与李大钊、王光祈等发起成立了少年中国学会(1919年),并担任文牍。两年后,“巴黎分社”成立,周先生当选为书记。这个被蔡元培称为“最有希望的学会”,是“五四”时期影响最大的社团之一。

1919年,周先生创办了“巴黎通讯社”,将巴黎和会的真相在第一时间告知国内,点燃了“五四”运动的熊熊烈火;又创办《旅欧周刊》、《华工旬刊》,为新思想在留学生中的传播提供了重要阵地。1940年,出任“平原诗社”社长,讲解古典诗词,介绍法国诗歌的各种流派,他不仅以自己的影响力保护了这个左翼文学团体,还帮助指导了“平原诗社”的诸多青年诗人。1943年重回四川大学任教并任教授会主席的周先生,因经常公开指责国民党反动当局的反动行径,被称为“红色教授”。1948年,担任香港《大公报》顾问,次年主持该报工作,写社论五十余篇,专栏文章四十余篇,是该报迈向新生的主要推动者。1954年,他创办中国科学出版社,它是新中国第一个具有一定规模和水平的综合性自然科学出版社。

爱国诗人:诗作被广泛传唱

周先生同窗郭沫若在《反正前后》中写道:“王光祈、魏嗣銮、李?人、周太玄诸人都是我当时的同学,在当时都要算是佼佼者。太玄最年青……他是翩翩出世的一位佳公子……他多才多艺。据我所知,他会做诗,会填词,会弹七弦琴,会画画,笔下也很能写一手的好字。”周先生一生著有诗词两千余首,“字斟句酌,无论长言短咏,皆极精思”(钟树梁)。他的新诗和《法兰西近世文学的趋势》、《诗的将来》等诗论,推动了中国新诗的发展。他的代表作《过印度洋》诗句隽永清丽,音韵铿锵,抒发了远离故乡的游子对祖国的思念之情。该诗一发表,就被清华大学教授赵元任谱成曲,成为家喻户晓的传唱歌曲。胡适认为此诗是“一半词一半曲的过渡时代”的代表作,朱自清亦甚赞赏。此诗入选当时的中学课本后,产生了更大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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