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司马迁怎样营造历史现场感

2006-08-21 来源:光明日报 作者:□邹文贵 我有话说
司马迁的历史叙事,除了要“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外,还有一个重要目的,就是还原历史,再现历史。为达到这一目的,司马迁不仅赋予他笔下的历史人物以鲜活的生命,而且还努力打通“往事”与“来者”之间的历史隧道,刻意营造历史现场感,从而把人们带进特定的历史时空,让人们直观、感性地触摸历史,体
验历史。

司马迁是如何营造历史现场感的呢?纵观《史记》,可作如下几点概括。

1、历史现场感与叙事笔法。在司马迁之前,历史叙事主要有两种笔法:一种源于《春秋》,特点是梗概叙事、简言叙事,我们姑且称之为史笔;另一种则主要来源于《左传》,特点是委曲周详、细致生动,我们姑且称之为文笔。司马迁在编撰《史记》的过程中,对史笔与文笔“兼收并蓄”,无所偏废。“十表”之中,相关的文字表述部分用的是“清一色”的史笔;“本纪”、“世家”、“列传”诸体则根据需要,交错使用两种笔法。在《项羽本纪》中,可以清楚地看出司马迁以“文笔”叙事、构造历史现场的效果,楚汉相持之际的彭城收复战就是一段较有代表性的例子。

“四月,汉皆已入彭城。收其货宝美人,日置酒高会。项王乃西从萧,晨击汉军而东,至彭城。日中,大破汉军。汉军皆走,相随入?、泗水,杀汉卒十余万人。汉卒皆南走山,楚又追击至灵璧东睢水上。汉军却,为楚所挤,多杀,汉卒十余万人皆入睢水,睢水为之不流。围汉王三匝,于是大风从西北起,折木发屋,扬沙石,窈冥昼晦,逢迎楚军。楚军大乱,坏散,而汉王乃得与数十骑遁出。”

在这段叙事中,如果说前六句采用了快节奏的史笔叙事,那么,从第七句开始,司马迁则明显地放慢叙事节奏,以文笔叙事,通过笔法的转换,来营造两个前后相续的历史现场或者说历史场景。一个是汉军败入睢水,兵陷重围,另一个是天暗风狂,乱中突围。在营造第二个历史现场的时候,司马迁还有意识地使用了“于是”一词,造成短暂的叙事停顿与叙事提醒,然后自己仿佛站在历史现场的边缘,目引手指,对现场作着详细生动的实况报道。

2、历史现场感与视角交叉。按照现代叙事学的观点,任何事件都是特定叙事视角中的事件。因此,历史叙事也同样关涉叙事视角问题。为了复呈历史现场的“原生态”,使历史场景生动、鲜活、丰富、真切,司马迁在历史叙事中,往往把历史场景置于作者视角与人物视角的双重观照之下。

“公子于是乃置酒大会宾客。坐定,公子从车骑,虚左,自迎夷门侯生。侯生摄敝衣冠,直上载公子上坐,不让,欲以观公子。公子执辔愈恭。侯生又谓公子曰:‘臣有客在市屠中,愿枉车骑过之。’公子引车入市,侯生下见其客朱亥,俾倪故久立,与其客语,微察公子。公子颜色愈和。当是时,魏将相宗室宾客满堂,待公子举酒。市人皆观公子执辔。从骑皆窃骂侯生。侯生视公子色终不变,乃谢客就车。”

这是《魏公子列传》中的一个片段,写魏公子礼贤下士,延请侯嬴。事件大体上是由侯生登车与闹市访友两个核心场景的先后推移构成。两个场景之中,公子自迎,引车入市,侯生登车,久立微察,市人围观,从骑窃骂等,均出于作者视角;“公子执辔愈恭”与“公子颜色愈和”无疑源于人物视角,是侯生的眼中所见。两种视角交织极大地增强了读者的历史现场感。

3、历史现场感与气氛渲染。历史“舞台”风云变幻,气象万千。每个历史现场都活动着不同的人物,上演着不同的事件,透发着不同的氛围。从一定意义上讲,这种独特的氛围实际上也就是历史场景的“韵味”、“风采”与个性。因此,写好现场气氛同样是营造历史现场感的重要途径。司马迁是一个极富感受力与想象力的史学家,总能将历史现场以一种特定的氛围活泼地进入到他的感知、想象与体验之中,同时紧紧地“把握”住这种独特的氛围,随物赋形,刻画渲染,予以准确充分的艺术表现。《刺客列传》中,荆轲别燕的场景堪为此方面的代表。

“太子及宾客知其事者,皆白衣冠以送之。至易水之上,既祖,取道,高渐离击筑,荆轲和而歌,为变徵之声,士皆垂泪涕泣。又前而为歌曰:‘风萧萧兮易水寒,壮士一去兮不复还!’复为羽声?慨,士皆?目,发尽上指冠。于是荆轲就车而去,终已不顾。”

秋风、寒水、白衣、别泪、悲歌,司马迁选取这些意象加以组合,尽情地渲染着别离时的悲凉。荆轲毕竟是英雄,所以不能只有悲凉,更要有悲壮。羽声、?目、发尽上指等意象,适足以达之。如此这般的情境渲染又怎能不使读者对历史现场情同亲历、感同身受呢?

4、历史现场感与空间意识。无论是宏大的历史事件,还是普通平凡的往事轶闻,它们总是在特定的空间中发生。具体到某一历史现场,自然存在着人与人之间、行动与行动之间、行动与场地之间的空间关系。因此,空间意识的建立,无疑有助于历史现场感的营造,有助于历史场景的清晰呈现。

顾炎武曾在《日知录》中盛赞司马迁的空间意识。他说:“秦楚之际,兵所出入之涂,曲折变化,唯太史公序之如指掌。”其中既有“太史公胸中固有一天下大势”的原因,也有司马迁对兵势地形发生方位表达上的自觉。其实,司马迁不仅写兵战、说大势如此,他在叙述历史事件具体演进过程中,也十分注意人物行动展开的空间关联。

“其明日,除道,修社及商纣宫,及期,百夫荷罕旗以先驱。武王弟叔振铎奉陈常车,周公旦把大钺,毕公把小钺,以夹武王。散宜生、太颠、闳夭皆执剑以卫武王。既入,立于社南大卒之左,左右毕从。毛叔郑奉明水,卫康叔封布兹,召公?赞采,师尚父牵牲。尹佚策祝曰:‘殷之末孙季纣,殄废先王明德,侮蔑神?不祀,昏暴商邑百姓,其章显闻于天皇上帝。’于是武王再拜稽首,曰:‘膺更大命,革殷,受天明命。’武王又再拜稽首,乃出。”

《周本纪》中的这段记载,写武王伐纣、攻下朝歌之后,到社坛去祭告受命。司马迁把武王前赴社坛时的队列仪仗、从臣的位次先后,以及祭告之时武王、群臣与兵卒所处的空间方位,一一写来,历史现场被展示得清晰如画,一目了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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