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中国学术界对“渊泉”的研究
“石著”后记告诉读者，他是1988年进入京都大学大学院学习现代史专业的，他因对当时一般中国学者把“渊泉”认定为李大钊的说法表示怀疑而进入到中国共产党成立史的研究。“我发现，这位比李大钊更早介绍马克思主义的陈博贤，却几乎不为中国学术界所知。”（第409页）而“石著”正文中说：“关于陈溥贤和李大钊的这种关系（按：指两人皆列名为留学生总会文事委员会和两人同入《晨钟报》作编辑的关系），此前没有任何论文涉及，只有极少含糊的回忆。”（第10页）
事实果真如石川所说的这样吗？否。请看以下事实：
第一、早在1988年前，中国现代哲史研究专家和李达研究专家王炯华通过访问就得知“渊泉”为陈博贤，并在文章和著作中对陈博贤在五四时期传播马克思主义做了系统评介。在上世纪80年代的一次学术交往中，王先生告诉我，他在访问老学者（具体人名我已记不清了）中得知“渊泉”是陈博贤，并在《略论马克思主义哲学在中国传播的历史分期与主要人物》（《怀化师专学报》1986年第4期）的论文中对陈有所介绍。之后，王先生在《李达与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华中理工大学出版社1988年5月）一书中指出：“最早的一篇介绍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文章，是陈博贤以‘渊泉’为笔名连载于北京《晨报》副刊‘马克思研究’专栏所译河上肇《马克思的唯物史观》一文。”他在注中指出：“陈博贤，中国现代名记者和报人，时任北京《晨报》编辑兼该报驻东京特派员。”（该书第13页）与此同时，他在庄福龄主编的《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传播史》一书第五章第一节“先进知识分子对唯物史观的最初传播”中着重介绍以渊泉为笔名、活跃于新闻界的北京《晨报》记者陈博贤在唯物史最初传播中的主要活动和贡献（该书第68页）。之后，在由李其驹、王炯华、张耀先主编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在中国（从清末民初到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上海人民出版社1991年11月）一书第三章里，他以“陈博贤对唯物史观启蒙的贡献”作为节的标题对陈做了类似评介。有人也许会说，王炯华说的是“陈博贤”而非“陈溥贤”。但凡是亲自查阅过《民彝》杂志1916年第1号的人，凡是稍对当时思想界状况有一定了解的人，都会认为王炯华说的“陈博贤”其实就是“陈溥贤”，不应有误会的。
第二、1987年《党史研究资料》第10期刊登了杨纪元《“渊泉”不是李大钊的笔名》一文。杨文说，1987年5月，为弄清“渊泉”是谁的问题，他写信给梁漱溟先生询问。6月9日，梁的儿子梁培宽代笔回信说：“‘渊泉’姓陈，名博生，福建人，为《晨报》一负责人。”杨文最后说：“于是党史工作者探索多年的笔名‘渊泉’者，终于弄清了。”
第三、拙著《李大钊哲学思想研究》（北京大学出版社1989年10月）明确指出，渊泉为陈溥贤，并讲了李大钊与他的关系。拙著在谈到《晨报副刊》刊登河上肇的《马克思的唯物史观》时特别做了这样一个注：“这篇文章的译者渊泉的真名为陈溥贤，是《晨报》记者兼驻东京特派员（见王炯华的《略论马克思主义哲学在中国传播的历史分期与主要人物》（《怀化师专学报》1986年第4期）。笔者又查获：陈溥贤，字博生，在日本留学时任留学生总会文事委员会编辑。李大钊为该委员会编辑主任。他俩又同时为《中国经济财政学会》1916年责任会员（见《民彝》杂志1916年5月第1号）。据梁漱溟先生回忆，李大钊与陈溥贤一起‘同主《晨钟报》笔政’（见《回忆李大钊》一书第89页）。很清楚，李大钊与陈溥贤是老同学、老同事。我猜想，陈溥贤翻译《马克思的唯物史观》及其他介绍马克思的文章，很可能与李大钊有关系。”（拙作第5页）怀化师专是湖南省的地方学校，它的校刊很多人都不容易读到。笔者做这一注的目的是为了想让更多的研究者知道“渊泉”的真名及他与李大钊的关系，以消除许多人对渊泉是谁的疑惑，同时也是为了把“陈博贤”更正为“陈溥贤”。
以上事实说明：在石川对“渊泉”是谁发生疑惑之时，中国学者早已把问题搞清楚了。
二、石川对“渊泉”的考证是故弄玄虚
是什么原因造成石川在“渊泉”考证上的自夸和对中国学术界的批评呢？也许有人认为，这是由于他对中国学术界研究成果的不甚了解所致。但我认为，对石川来讲，是不能用不知情来解释的。可以肯定地说，他在发表“考证”文章之前就知道中国学者已指出“渊泉”是陈溥贤的事实，甚至也早已知道中国学者对陈溥贤在传播马克思主义方面的贡献有所评介。我的这一论断基于以下三方面的事实：
第一，他读过拙作《李大钊哲学思想研究》。有何根据？京都大学人文科学研究所编辑出版的《近代日本对亚细亚的认识》（1994年）论文集收了他的《东西文明论与中日的论坛》长篇论文。该文通过探讨李大钊的《青春》和它的蓝本（茅原华山《悲壮的精神》）的关系，介绍当时的中日两国之间的思想联系情况。他寄给我一份论文的复印本，并用红笔标出论文与拙作《李大钊哲学思想研究》的关联处。同时，他还用中文写了一封信（落款日期为1994年8月3日），表示曾“得到先生的一系列大作的启发”。所以，我相信他是读过拙作的。而如前所述，拙作有关“渊泉”的真名为陈溥贤的页下长注，按常理，他在阅读时是不会漏掉的，何况他脑中还有渊泉是谁的疑问呢。
第二，前面提到的杨纪元《“渊泉”不是李大钊的笔名》一文，虽然发表在内部刊物《党史研究资料》上，但从“石著”可看出，他对该刊十分熟悉，系统查阅过该刊。他开列的“参考文献录目”中有29篇文章来自该刊（1979年至1996年）。他曾把杨的另一论文《毛泽东不可能在北京看到陈译本〈共产党宣言〉》列入其中。他本人也在该刊上发过文章。一个注重资料、长于考证的人在系统查阅时能漏读《“渊泉”不是李大钊的笔名》一文吗？
第三，前面说到庄福龄编的《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传播史》一书被石川列为中文参考书的最后一本。该书用近7页（约6千余字）的篇幅来评介“渊泉”。石川能说自己不知道在所列的参考书中有关中国学者对渊泉的长篇评介吗？石川也把王炯华的《李达与马克思主义哲学在中国》列为自己的参考书目。王书第13页的第4注说“《马氏唯物史观概要》一文亦很可能为李达所译”。石川在自己著作里指出《马氏唯物史观概要》的译者是陈溥贤而不是李达。他还在注中引了王书注的内容，并标明出处（“石著”第57页第22注）。本文前面所引王书有关陈博贤的注是13页的第5注。石川在读13页的第4注时也应该不会漏掉第5注。
总之，根据以上事实，我认为，石川尽管在别的问题的考证上可能很成功，但在对渊泉的“考证”上却存在着学风问题，缺乏学者应有的诚实态度。更不可取的是，他为了替自己的考证发现做论证，一方面故意掩盖他所知的事实，另一方面又无端指责中国学者在这一问题上的不是。
三、石川对《中国共产党成立史》的自夸是要打折的
石川在《中国共产党成立史》后记中颇为自夸地说：“我相信，本书的学术水平将超过中国为纪念中共成立八十周年而计划出版的有关中共创建党史的最新著述。至少，在回归历史现场、审慎考证史方面会不落后于人。”（第416页）依笔者看，石川的这一说法是要打折的，很有点“王婆卖瓜，自卖自夸”之嫌。
即从他对李大钊与陈溥贤的关系的论述就可看出，他的自夸是怎样的不可信了。“石著”中说：陈溥贤“在五四时期率先介绍马克思主义”（第16页）。“如果撇开陈溥贤，我们就无法谈论五四时期的李大钊是如何接受了马克思主义的。”（第10页）他的这些论述是与历史事实不符的。理由如下：
从无可怀疑的历史文献看，李大钊的《庶民的胜利》（1918年11月）、《Bolshe-vism的胜利》（1918年12月）、《新纪元》（1919年元旦）等文章表明他已由革命民主主义者初步转变为马克思主义者。而此时的陈溥贤尚未译介过马克思主义或社会主义的任何材料。石川也没有提供能证明李大钊的这种转变是由于受陈溥贤的推动或影响的任何证据。事实上，李大钊世界观的这种转变是直接受俄国十月革命的推动的结果。
李大钊在主编《新青年》第6卷第5号时首次开辟了“马克思研究”专栏（该号封面标出的出版时间为1919年5月，实际的出版时间则为该年9月，但它的策划、编辑工作很可能在5月前就开始了），并在专栏之外编入由中国人撰写的介绍马克思生平和马克思主义的四篇文章（包括他自己的《我的马克思主义观》）。《晨报副刊》在5月5日前无“马克思研究”专栏，从5月5日马克思诞生日起才辟此专栏，连续发表由渊泉、食力等人的译作。迄今为止，还没有人发现李大钊把《新青年》第6卷第5号编成马克思主义研究专号是受了陈溥贤影响的材料。
陈溥贤翻译日文的马克思主义文献，对李大钊了解马克思主义自然有帮助。但李大钊留学日本，还懂英文，完全可研读英文、日文的著作，而不必求助于他人的译文。作为北京大学图书馆主任，李大钊十分注重收藏外文书刊，尤其是有关马克思主义的文献。他在《我的马克思主义观》中有关《共产党宣言》和《〈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的引文并非来自陈溥贤译的《马克思的唯物史观》，这是一看便知的。这表明，李大钊撰写的《我的马克思主义观》与陈溥贤的译介没有直接的文字渊源。
在日本留学生总会文事委员会里，李大钊为该委员会编辑主任，而陈溥贤是一般编辑委员（“石著”对此没有区分）。在1919年至1922年间，李大钊已是北京大学图书馆馆长、著名教授、指导进步青年学习和研究马克思主义的导师。李大钊本人无暇翻译马克思主义的原典及有关介绍马克思主义的文章，而是指导他人去从事这方面的译介工作，这应是一件很正常的事。
总之，从学识资历、思想影响、社会地位看，作为《晨报》记者的陈溥贤是不能与李大钊相提并论的。所以，我认为，在李大钊与陈溥贤的关系上，李大钊固然有得益于陈溥贤的一面，但更主要的是他影响了陈溥贤，推动陈对马克思主义的译介。译介只是传播的一个方面，更为重要的是结合中国的实际写出宣传马克思主义的文章。所以，李大钊作为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第一传人的历史地位是符合历史实际的，而石川对陈溥贤与李大钊关系的论述则与真实历史相距甚远。
当然，石川注重考证的精神值得赞许。他对中国共产党成立过程中的某些史实的考证，尤其是在对中国马克思主义早期传播的文献同日语的相关文献之间的关系的厘清方面，为我们提供了新的材料，这是值得借鉴和肯定的。但从总体上讲，“石著”基本上没能如实地、全面地反映出中国共产党产生的历史过程，而只是对这一历史过程的某些细节的考证和分析。所以，他把书名定为《中国共产党成立史》有点名不符实，若称为《中国共产党成立史的若干问题的考证》或《中国共产党成立史的若干问题的研究》可能更允当些。自然，“本书的学术水平将超过中国为纪念中共成立八十周年而计划出版的有关中共创建党史的最新著述”之类的自我评价也就不足为信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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