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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安出土的唐代的印度造型艺术彩绘象。 |
它提供了重新审视外来文明的新方法。
唐代近三百年的历史大多是与外部世界交往接触，所以研究当时历史，必须要有亚欧眼光、世界视野。在史书记录零散缺载的背景下，出土文物就非常珍贵，因此，许多考古资料第一次在该书专题中被运用。作者给人们展示了一个清新、神奇、异质而又有自己传统的唐代中国，不仅中国史料上的功夫异常深厚，而且将西文文献记载列入对比考察之中，甚至使用中古波斯语、突厥语、粟特语等来整理爬梳唐代文献的一些记载，寻找破解文物难题的入门钥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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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骏图中的“飒露紫”。唐太宗以生前战马刻成青石雕刻置于昭陵北阙。作者认为，六骏的名号，以及六骏陪葬的习俗都来自突厥的影响。 |
它提供了研究中古中西交通的新史料。
但凡研究遗产历史之人，要有一番突破创新，当具备史料、史论、史识三门看家工夫。真正领悟过去，就不能不对文明的延续性有个反思。从文物入手研究中西交通关系当是最佳途径，可以广大，可以深邃，文物在这里不是可有可无的装饰品，而是作为一种新史料直接影响着学问境界和思想启迪，具有证史、补史、纠史的独特作用。
如昭陵乾陵石人造像“突厥化”的问题过去很少有人论及，甚至被误认为是臆测附会，作者却认为从初唐到盛唐的“突厥化”不是个别点缀，而是在长安以及突厥内附的羁縻地区产生了很大的影响，从宗教、艺术、文化交流各个方面看，6至9世纪广布亚洲草原的突厥石人雕像，通过突厥等民族的内迁而对唐前期陵墓埋葬布局有着重要影响，具体到石人含义、用色、形象、动作、服饰、刻字等等，其“突厥化”证据都非常明确，提供了新的史料，从造型来源和时代意义上把过去一些悬而未决的研究推进了一大步，使专题论述更为圆满、透辟。
又如对中国人习以为常的龙形象，作者图文对照、另辟蹊径，将唐代龙的演变特点一一总结，指出唐代龙造型不仅沿袭了前代有西方飞翼的形象，而且还有狮虎走兽的动态造型，与其他时代龙为蟒蛇的形象大不相同，其原因是与外来文化的传入息息相关，读后让人耳目一新。
值得注意的是，任何学术课题，都允许提出新说，容纳“惊世骇俗”的见解，这是推动学术进步的一个前提，而葛承雍先生在科学研究基础上敢于发表新颖的见解，学术原创性很强，许多观点出人意料又使人叹服。如曾在学术界激起一场波澜的《崔莺莺与蒲州粟特移民踪迹》一文，沿着陈寅恪先生对崔莺莺身份的三条推测思路补充了五点新证，其中的新解言之有理，再现了唐代胡汉交融的文化现象，证明了蒲州有粟特移民聚落存在，这是“酒家胡”与“胡姬”产生的前提条件，也是推测崔莺莺有“酒家胡”嫌疑的基本因素，可以说，作者将陈寅恪先生磅礴的比较性视野又开阔到一个新境地，强烈冲击着固守传统领域一些人的思维。
它提供了研究中外文明交流的新角度。
作者在研究过程中，没有因见识中古时代文物较多而故步自封，充分吸收了学术界最新研究成果，尊重前辈学者和同行他人的创造贡献，每有引用必有交待，注释非常丰富，对其他同行索引很有帮助，体现了学术共享和互相促进的学术规范。特别是对每一个专题都进行了近乎“地毯式”的史料搜寻和实物查验，涉及墓志、遗址、器皿、壁画、陶塑等等，有些论据是过去很少使用的，经过作者勾沉、梳理，证明了唐代中外文明交流的频繁。
例如华清宫浴池建筑，过去人们总是从商周祭祀礼制的盆罐去推想沐浴的起源，流于肤浅的“古已有之”思维，而作者转换视角，从中西交流的世界眼光来审视唐代沐浴建筑的发源与传播，先是从佛教“香汤”、道教“药汤”谈起，然后分析域外沐浴生活习俗的影响，对比东西方沐浴建筑的特点，特别是作者仔细排列出欧洲罗马帝国版图境内大量皇家浴室和公共浴场建筑，向东又列出亚洲西部罗马化地区一直到南亚、中亚区域的沐浴建筑，举出敦煌莫高窟隋代302窟露天温泉浴池建筑壁画，终于发现东西方古代沐浴建筑确有一条文明传播之路，破解了为何唐代独有华清宫这样著名浴池建筑的秘密。
我国文物二千余万件，但与外来文明有关的物品并非俯拾皆是，即使考古发掘出来也大多置之文物库房，并不清楚其重要价值。作者引领我们走入逝去的历史，把封固如凝、冷却如死的史料挖掘出来，近距离地观察和了解外来文明的碎片，还原为社会生态。我认为，作者就像一个修复古器的工匠大师，把散落零星的文物碎片爬梳后用镊子拈起，仔细而又准确地粘贴在恰到好处的位置上，时时在回首和咀嚼历史遗漏的故旧中，为我们奉上了一部厚积薄发的新作。
《唐韵胡音与外来文明》
葛承雍著 中华书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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