按照这个逻辑，美国以“民主”为旗号的任何行动，都天然具有神圣的光环。这不禁让人产生疑问：是谁赋予美国这样至高无上的权力来推行“民主”？美国为什么可以像法官一样来评判别国民主不民主？这种盛气凌人、颐指气使的作派本身民主吗？美国的民主就是最好的吗？还有，当今世界的老百姓是在盼和平与发展呢，还是在热盼美国的“民主”？这些问题值得好好想想。
一、漫漫求索民主路
民主是个好东西，当今世界恐怕极少有人对此持异议。人民都希望民主，这是毫无疑问的。细想一下，什么叫民主？那当然是人民当家做主。但民主不是目的，而是手段，目的是大家都过好日子。那么，怎样才能做到这一点呢？这就需要一定的机制，而采用什么机制则一定与当时当地的社会条件密切相关。
在远古，印度乡村里有什么重大的事要办，村民们便聚在一棵大树底下议论。要议论就得有一个或几个人主持，否则七嘴八舌，议而难决。于是，年纪大的、辈份高的人被推举出来。这在古印度叫“本佳亦德”，意思是“五老会”。这个名称在今天的印度乡村里还在沿用。古希腊以城邦繁荣著称，城邦里各种利益集团林立，怎么治理呢？由于城邦都不大，大家可以聚在一起商议，实行直接民主相对容易。在极盛时期的伯里克利时代，雅典人口只有40万，其中自由民16.8万，外邦人3.2万，奴隶20万。当时的执政官是一年一选，另外还有元老院和公民大会等，显得颇为民主。但是，别忘了20万奴隶和其他没有取得市民资格的人是没有选举权的。所以，这是统治阶级内部的民主。古希腊的民主共和传统，后来在古罗马得到传承和发展，曲曲折折地演变了几百年，后来都被帝制取代了。为什么？因为城邦衰落了，庞大的帝国建立起来了。无论是马其顿国王亚历山大还是凯撒的继承人屋大维，都是“朕即天下”的君主，昏君当道、奴隶起义、外族入侵，是古希腊、罗马衰亡的主要原因。在西罗马帝国之后漫长的中世纪，基督教会的势力至高无上。一直到十三、四世纪的意大利文艺复兴，矛头针对教皇。当时的觉醒者从古希腊、罗马的废墟里挖掘出了“人道”和“民主”这样的政治元素，用“人”来挑战“神”。但他们的反抗主要局限于艺术和学术的形式。一直到十七、八世纪，随着资本主义的兴起，一批像伏尔泰、孟德斯鸠、卢梭等的思想家，用“民主”来反对封建王权，痛斥“君权神授”，主张“社会契约论”，为资本主义的大发展准备了思想武器。
以上就是西方民主大致的发展轨迹。从中似可得到几个认识：第一，民主是一种理念，人民要当家做主，是人类永恒不倦的追求；第二，民主是一种机制，它是皇帝和国王统治的对立面；第三，民主本身不是目的，而是手段，目的是要让大家过上公正、平安和富足的好日子；第四，民主是一种过程，无论是全世界的民主还是某一个国家内部的民主，都还在发展、演变和完善之中，这条路不是直线，实现民主的形式和手段也千姿百态。如果有人偏要说，他的民主是人类社会的顶峰，历史到此终结了，那肯定是瞎说。
二、美式民主是与非
西方国家走上资本主义民主之路并不平坦，三百多年来，走走停停，时有反复。英国是17世纪最发达的工业化国家，经过一段社会动乱后，逐步实行“君主立宪”，走了一条“和平过渡”的道路。英国人享有普遍选举权迄今只有80多年的历史，很长时间里穷人和妇女是没有选举权的。法国则疾风骤雨，攻打巴士底狱，把国王送上断头台，走的是一条革命的路。但自1789年到1815年，却经历了君主立宪、民主共和、雅各宾专政、寡头政务委员会、拿破仑执政与称帝、君主复辟以及重归共和政体。人们不禁感叹，说一声民主容易，要建立成熟的民主政体岂能一蹴而就？
以历史的眼光看，美国建立的民主政体是资本主义民主的又一个高峰，这也就是美国人引以为豪的理由所在。当年从欧洲漂洋过海去新大陆拓荒的早期移民，不少是受宗教迫害的新教徒，其中很多人受过启蒙思想的影响。他们憧憬着要在这片处女地上建立起人间天堂，实现启蒙思想家的梦想。当他们被迫切断同英国王室的政治联系宣布独立时，便想设计出一个没有国王又能正常运转的崭新机制。今天人们看到的联邦制、多党议会民主和三权分立，就是历经200多年风雨而形成的东西。应该说这是历史的进步，同时也是历史长河中的一幕。它在民主实践中的是与非，是值得其他各国人民关注和参考的，其中不乏可以学习的地方。
不过，我们在观察的时候，千万不要落入纯理论、理想化的误区中去，要把理念与实践结合起来考察。就拿“三权分立”来说，它的设计原理虽然源自法国启蒙思想家孟德斯鸠的“权力分立”学说，但在具体设计时，却是赤裸裸的利益考虑。在独立战争时期，人人为独立而战，在战场上是平等的。一旦独立，富的仍富，穷的仍穷，说平等就虚伪了。于是，美国各地出现了要求重新分配土地的声音。1786年马萨诸塞州为此爆发了谢斯起义，对私有财产权形成了威胁。可以设想，如果当时真的一人一票，穷人肯定占优势，形成的法案一定对富人不利。怎么办？英国当代学者约翰・麦克里兰在其《政治思想史》一书中写道：“解决这个难题的办法，是设计一套政治制度，以此来磨钝人民的意志，将人民的动乱列为非法……设计效果就是要‘纯化’群众粗鲁的激情。参政必须是间接参政，不能依样复制古代共和国的直接民主。”他还写道：“一套经过‘纯化’透过代议原则运作的政治制度，绝无可能使国会出现主张重新分配财产的多数，何况最后还有总统的否决权把关。后来‘司法审查’制度充分发展，又加入最高法院的制衡。”知道了这段历史，我们就可以掀开“三权分立”的神圣面纱，看到它诞生的初衷。当然，这个概念对于“民主监督”来说是重要的，问题是如何去付诸实践。至于多党议会民主，麦克里兰教授指出：“美国政治是各种正式与非正式复杂因素之间相互平衡的政治。”换句话说，是各种利益集团利用党派形式在议会里不断争夺和妥协的政治。
早在上世纪50年代，美国哥伦比亚大学的社会学家米尔斯就指出，活跃在美国政坛的是一批各有后台的“权力精英”。选民只是被迫在这批精英中挑选领导人。因此，这是一种“形式上多数人参与、实际上少数人控制”的民主。选民的无奈体现在投票率上，近几次大选出来投票的选民仅为40％左右。这种政治究竟在多大程度上保证了美国最广大人民的利益，是一个一直有争议的问题。这个问题我看还是由美国人民自己评说为好。
但是，涉及到别国人民利益的事情，别人不能不关心。比如，美国的军费开支高达4500亿美元，不但是世界之最，而且超过了其他几大国军费的总和。美国议会还在年年增拨军费，这是为什么？明眼人说，这是因为强大的军工集团在操纵议会，他们可以通过智囊制造一个又一个“敌人”和“潜在对手”，从而保证预算案的顺利通过。还有，美国入侵伊拉克，这是议会授的权。这符合美国人民和世界人民的利益吗？最近，因为中国等几个国家经济发展加速，对石油的需求增长，美国议会里马上响起了“资源威胁论”。似乎美国在全世界开采石油天经地义，而别的国家要想开采那就是大逆不道，这民主吗？至于伴随议会民主而生的黑金政治、院外活动、幕后交易已是尽人皆知的事实。
许多西方有识之士指出，一方面美国民主制度保证了美国资本主义的发展与强大；另一方面，经过两百多年的实践，种种弊端也日益明显，现在到了应该好好反思一下的时候了。纵观西方民主政体，不难看出一个简单明白的事实：一个问题、一个矛盾、一个危机，如果大家能以大局为重，坐下来好好商议，齐心协力地去克服，都不难解决，而放在党派斗争的环境下去处理，为了争取选票，政客们不惜把一个问题变成一场灾难，把一点火星煽成一场大火。大火熊熊之时，正是他们选票源源不断之日。结果呢？往往问题久拖不决，老百姓吃了亏，而那帮政客却在洋洋得意。德国前总统魏茨泽克曾说：议员们通常只考虑短期利益，而不太注意长远利益。没有长期打算，要保持可持续发展是难以办到的。英国《卫报》2004年6月22日刊登了伦敦经济学院学者马丁・雅克的一篇文章，他写道：“的确有理由认为，西方民主正在衰落，而且症状很普遍：政党的衰落、投票人数的减少、对政客的日益蔑视，政治不再是社会的中心。至少15年来，这些趋势在各个方面都能觉察得到。”“西方的民主模式就像其他所有事物一样，都是历史长河中的一个特定阶段。它不是普遍适用的，也不会永远存在下去。”
三、“神圣使命”利为先
如果美国认为自己的民主制度天下第一，关起门来欣赏，那是美国的自由，别人是无权干涉的。其实，你有好的地方，别人也会学习。现在的问题是美国要强制推行自己的民主，公然干涉别国的内政，甚至不惜动用武力，这个问题就大了。在美国领导人的演说里，经常搬出上帝来，大有“替天行道”的意思。美国有些人也自认是上帝的“选民”，身负道义上的重任，似乎只有美国在世界上主持正义，反对暴政，一腔热忱。这叫人想起了拿破仑。法国大革命初步胜利之后，先是雅各宾，后是拿破仑，他们奉行要用法国的民主来教化天下的民族主义，要去“解放”被压迫的人民，因为他们认为这些国家并非建立在正确原则之上。打了一仗又一仗，拿破仑一度十分风光。然而，令拿破仑震惊的是，本以为替天行道的他会受到箪食壶浆的欢迎，不料等待他的是一片焦土和深仇大恨。历史学家评论说：“解放战争的问题是，肉眼无法看出它与征服战争有何区别。侵略就是侵略，无论动机多么纯洁。”
看看今天的伊拉克，何其相似！伊拉克战争已经打了三年多了，美国赢了战争，输了道义，捧着的是一个烫手山芋。美国一心要建立的民主还在民族、宗教和各种地方势力的漩涡中挣扎。有人辩解说，这是为了得到民主而应付出的代价。真的吗？说这种话的人决不是在动荡、爆炸、枪杀和贫困中挣扎的伊拉克人民，而是在象牙塔里隔岸观火的谋士们。
很多美国人也在反思。美国外交学会高级研究员及中东计划主任亨利・西格曼今年初对记者说：“美国在中东地区推广民主的努力现在遭受了挫折，美国的国家诚信已经受到损害。美国在中东叫卖民主，但一旦出现自己并非乐见的结果（指哈马斯在选举中获胜――作者注）就进行打压，这不能让人信服。伊斯兰世界现在看清了，美国推广民主只是叶公好龙，并不是真心诚意的，而只是为了确保自己的国家利益。”一个国家或地区的民主，有它自己发展的过程。这个过程很重要，即使出于好心，别人也不能拔苗助长，更不能越俎代庖。
最近有一件事引人注目。因1992年发表《历史的终结》而名噪一时的美国约翰・霍普金斯大学教授弗朗西斯・福山，站出来同新保守主义划清界线，公开批评伊拉克战争。他今年2月19日发表在《纽约时报杂志》上的这段话颇有见地：“（人们）最初的、普遍的东西并不是渴望自由民主，而是渴望生活在一个现代化的社会，即技术上先进和繁荣的社会，这个社会如果是令人满意的，就倾向于推动人们参与政治的要求。自由民主是这一现代化过程中的副产品，是某种只有在历史进程中才成为人们普遍渴望的东西。”当然，美国的一批新保守主义者不这么想。在运用武力受挫之后，又寄希望于“颜色革命”，即以硬实力为后盾，用各种“软实力”加金钱来扶植他们中意的“民主派”，希望由他们来建立亲美政权。美国因此要搞“变革外交”，政府已批准今年动用17亿美元来支持旨在“寻求政治变革”的人和组织，国务院为此还新设了专门的办公机构。看来，人们要留个心眼了，看看笑眯眯地给你糖吃的那个人，究竟是“亲姥姥”还是“狼外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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