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类本质异化”是马克思早期的不成熟思想吗

内容提要：长期以来，国内理论界流行的观点认为，马克思《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异化观的第三个规定――“人的类本质与人相异化”，是应用费尔巴哈的“类本质异化”思想来考察私有制条件下人的生存状况的产物，是《手稿》中的“不成熟思想”；他创立唯物史观后，就根本抛弃了这一旧哲学思想，代之以唯物史

长期以来，国内理论界占统治地位的流行观点认为，马克思《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以下简称《手稿》）异化观的第三个规定――“人的类本质与人相异化”（以下简称“类本质异化”），是应用费尔巴哈的“类本质异化”思想来考察私有制条件下人的生存状况的产物，是《手稿》中的“不成熟思想”。它表明，马克思当时还不能与旧哲学，特别是费尔巴哈人本主义哲学根本划清界限。他创立唯物史观之后，就不再用费尔巴哈式的“类本质异化”思想来说明人的生存状况和社会历史问题了。“类本质异化”这一马克思早期带有旧哲学色彩的不成熟思想，被他后来的唯物史观科学观点所替代。

笔者认为，这种流行的观点貌似合理，实际却是对马克思思想的误读，因而是值得商榷的。首先需要澄清的是，马克思的“人的类本质”思想，虽然受到费尔巴哈“人的类本质”思想的一定启发，但却与后者有着原则区别，不能将二者混为一谈。他的“人的类本质”思想，不但充分肯定了人的社会性、群体性，肯定了社会性、群体性是人的本质，还立足于唯物史观和经济学分析，从生产劳动出发来理解人的社会性、群体性，深刻地指出，从事生产劳动，是人类群体的根本属性和存在方式，是人类社会生活的本质内容，人的社会性，正是建立在劳动的社会性的现实基础之上，从而克服了费尔巴哈“人的类本质”思想的抽象性和唯心史观色彩。与马克思不同，费尔巴哈虽然一定程度上也看到了人的社会性、群体性，但他脱离生产劳动抽象地讲人的社会性、群体性，不懂得劳动是人类区别于动物的根本标志，是社会性的人的根本属性和存在方式，脱离劳动，就无法正确理解人的社会性和人类社会生活的本质。因此，他所说的人的群体性、社会性，实际上与动物物种的群体性没有实质性的区别。

同样地，马克思的“类本质异化”思想，虽然受到费尔巴哈“类本质异化”思想的某些启发，但它和后者存在着原则区别。马克思的这一思想，是根据对资本主义社会的经济生活条件、劳动状况以及整个人类历史的科学考察，从唯物史观的哲学高度，正确揭示个人与人类群体、社会的相互关系的理论产物。而费尔巴哈虽然在一定程度上也意识到个人与人类群体、社会之间发生对抗、分裂的可能性，但他根本脱离人类历史，脱离资本主义社会的经济生活条件、劳动状况，抽象地谈论个人与群体、社会之间的对抗、分裂问题，因此既不能科学说明二者之间发生对抗、分裂的真正社会根源，也无法正确预见二者关系的未来发展趋势，从而陷入了彻底的历史唯心主义。可见，所谓“马克思的‘类本质异化’思想系沿用、套用费尔巴哈同一思想”的说法，恰恰忽视了二者思想的根本差异，因而是缺乏说服力的。

实际上，就马克思本人而言，“类本质异化”思想，是他自青年时代以来一以贯之的基本思想，将其认定为他早期著作中的“不成熟思想”是不符合事实的。在《手稿》之后的马克思科学著作中，这一思想并未被抛弃、否定，而是得到了继承和深化，成为唯物史观的重要理论。

为了说明这一点，我们先解释一下《手稿》“类本质异化”思想的基本内涵，再对照马克思后来科学著作中的相关思想，来说明后者对前者的这种继承深化关系。

在《手稿》中，“人的类本质”概念的内涵是：人就其本质而言，是社会性的人，群体性的人。以社会性、群体性为本质，意味着个人在本来意义上是和自己的群体、社会和谐地结合在一起的，而不是与群体、社会相敌对的、自我孤立的个人。所谓“类本质异化”说的就是，个人在私有制条件下失去了和自己的群体、社会之间的和谐关系，变成了彼此对立的、孤立的个人。

那么在私有制条件下，群体、社会为什么会与个人构成敌对关系呢？《手稿》是这样解释的：生产劳动原本是人类群体的自主性活动，但在私有制条件下，生产劳动异化了，也就是说，劳动变成了一部分人用来剥削另一部分人的手段，非劳动者（剥削阶级）统治了劳动者，主导了劳动过程，并占有了劳动成果，结果使劳动者的劳动变成了仅仅维持他的基本生存需要的简单手段，这种劳动对于他来说是被动的、被强制的、使他感到不幸的；正是由于私有制和劳动的异化，人类发生了真正的社会分裂，个人迷失了他作为群体性的人、社会性的人的本性，变成了在利益上根本对立、彼此对抗、自我孤立的个人，个人和群体、个人和社会、人和人之间，彻底失去了和谐关系，变成了敌对关系。在《手稿》看来，个人和群体、社会之间的这种敌对性关系，仅仅是特定历史条件（即私有制条件）下的社会现象，必然随着私有制、异化劳动的灭亡而历史地消亡。当然，这种消亡不是自发实现的，只有通过革命，推翻资产阶级统治才有可能。只有在消灭了私有制的未来社会，个人才能真正消除他与自己的群体、社会之间的对抗状态，恢复二者的和谐关系。

那么，马克思后来的科学著作，是如何看待个人与群体、社会之间的对抗、分裂问题的呢？我们试以他后来再次集中阐述异化问题的科学著作――《资本论》及其手稿――为根据，来说明他对《手稿》这一思想的继承和深化：

首先，《资本论》及其手稿进一步揭露了私有制条件下劳动异化的经济事实，在此基础上全面说明了资本主义社会中个人与群体、社会之间发生敌对性关系的客观必然性。在资本主义私有制条件下，工人丧失了对生产资料的所有权，被迫向资本家出卖自己的劳动力，劳动产品、社会财富完全属于资本家，工人的劳动成了仅仅维持他最低生活需要的简单谋生手段，这种劳动对他而言，是一种自我摧残的、异己的、被强制的生命活动。资本主义私有制和异化劳动所导致的直接社会后果，就是人类社会内部的严重分裂，一方面是人与人社会关系的疏远和他们之间的利益对立，另一方面，工人和资本家之间不可调和的阶级对抗，构成了人与人之间社会关系的主导形式。在这样的社会条件下，个人和群体、社会之间，决不是和谐关系，而是敌对性关系；个人变成了完全孤立化的、利益上根本对立的个人。

其次，《资本论》及其手稿结合对前资本主义社会、未来社会人的生存状况的研究，进一步说明了个人与群体、社会之间的敌对、分裂现象的历史性。马克思指出，在人类历史上，个人最初是与自己的社会群体和谐结合在一起的；个人与社会群体的分裂、对抗，是人类社会发展到特定阶段的产物，决不是从来就有的；正是随着私有制的确立，个体与类、个人与社会群体之间逐渐失去了和谐关系，变成了相互间的对抗、分裂关系。资本主义条件下由于私有制对人的统治而形成的自我孤立的个人，即迷失自己类本质、社会特性的孤立的个人，乃是历史的产物，既非本来如此，也非永恒如此，必将被未来社会全面社会化的、联合起来的个人所代替。只有到了未来社会，个人才能真正恢复自己与群体、社会之间的和谐关系，成为自由全面发展的、彼此和谐相处的个人。而这也只有通过社会革命消灭私有制才有可能。

其实，消除人与人的对抗、分裂，重建个人与群体、社会之间的和谐关系，既是马克思青年时代的社会理想，也是他后来所从事的所有革命、理论活动的崇高目标，甚至是他毕生的最高理想。他通过自己的哲学、经济学、历史学研究，科学地说明了：在人类早期的原始社会中，个人是与自己的群体、社会和谐结合在一起的；后来随着私有制的出现和社会劳动的异化，个人与群体、社会之间变成了敌对关系，个体与类、人与人之间是相互对立的，这种对立在资本主义社会中达到了顶点；随着私有制、异化劳动的消灭，共产主义社会的到来，人类将重新实现个体与类、个人与群体、社会之间的和谐共存关系，个人将作为自由全面发展的、联合起来的个人而存在。

我国当前已处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个体与类、个人与社会之间，基本实现了和谐共存的关系，人民内部、个人与集体的根本利益是一致的。但也要看到，由于我国目前的生产力水平还不够发达，远未达到足以彻底消灭私有制、实行完全的公有制的程度，还必须在坚持公有制为主体的基本经济制度的前提下，允许非公有制经济的发展，以利于社会主义事业发展的大局。在这样的社会条件下，个人与集体、社会之间还存在着某些利益不一致之处，人与人之间也难免存在利益矛盾、利益冲突。这就要求我们，要认真按照以胡锦涛同志为总书记的党中央关于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战略构想，在大力加强社会主义物质文明、政治文明、精神文明建设的同时，积极推动和谐社会建设，协调好不同利益群体的关系，努力维护社会公平与正义，建设一个全体人民各尽所能、各得其所而又和谐相处的社会，为共产主义社会彻底实现个人与社会、人与人之间的和谐关系，奠定坚实可靠的社会基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