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名:《信仰是怎样铸成的――重走长征路》。出版:中央文献出版社。44.3万字,大16开本,看上去颇为醒目、庄重、大气。封面上方,
罗范懿说,那面队旗和书里附录的队歌底稿,已由国家博物馆收藏了。这些文字,是我们在文化长征路上的经历和见闻,算是我们给老师们、朋友们的一份答卷……
他说的“我们”,即是指封面上那3位旷野中的跋涉者:罗范懿,湖南安仁县县委宣传部副部长,时年(2004年)47岁;李绿森,农民作家,全国劳模,曾受到毛泽东、周恩来、刘少奇、邓小平等领导人的接见,68岁,长须飘然;陈赞文,工人,民间艺术家,51岁。
两年前,就是这3位平均年龄55岁的基层文艺工作者,筚路蓝缕,徒步6个月,穿行10省区,沿当年红一方面军的长征路线,完成了从江西瑞金到陕西吴起的艰苦行程。这支小小的队伍,在沿途引起了极大的震动,在全国产生了热烈的反响。
关于那次活动的宗旨,罗范懿说,一是学习,学习先辈的英雄业绩,学习人民群众的奋发精神,不断完善和磨砺自我,汲取创作主题和灵感;二是宣传,宣传革命导师及先辈们的高尚品格和他们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为未成年人思想道德建设献出一份力量,一片爱心。
他谦逊而又不无欣慰地表示:“还行。这两条,基本上都做到了,实现了。”
一篇题为《净化心灵的苦旅》的网上文章中评价道:“这真是一次实打实、动真格的长征。”在漫长的征途中,3名“文化长征”队员始终坚持徒步行军,不避艰险,不走捷径,尽可能沿着当年红军的线路,去体验风餐露宿、翻山越岭的极度辛劳。他们不进宾馆,不住招待所,歇息打尖,都是在路边的鸡毛小店和老百姓家里。和红军战士一样,他们走一路,访贫问苦一路,宣传革命传统一路,为贫困百姓做好事一路。在贵州的龙胜大桥上,遇到一位失学的初中生跪地求助,他们便冒着漫天大雪,赶往这位女学生的家乡考察慰问,尽自己的绵薄之力,扶助了7位特困学生。在夹金山的宝兴县城,看到县委门口公布的特困生名单,老劳模李绿森立即打电话与老伴商量,以个人名义支持了3名特困生。而更令人感动的,是这些慷慨义举背后的故事:李绿森长期没有正式工作,生活拮据,有时尚须举债应急;陈赞文一家3口,每月只有400元收入,一个退伍回乡的孩子至今还在待业;而罗范懿家里,出发时尚有一个全身瘫痪的女儿躺在床上,他是怀揣着85岁老父解放大西南、解放西藏、抗美援朝、修筑川康和康青公路等8块纪念章,毅然踏上征程的!
据《湖南日报》的报道,向沿途中小学师生和乡村干部宣讲伟大导师的人生观和新时期的思想道德建设,是这支队伍始终不渝的一项任务。在半年的时间里,他们共作报告70场,每一场都产生了预想不到的轰动效应。在江西于都职业中专操场上,一千六百名师生时而屏息聆听,时而报以热烈的掌声,报告结束,学校组织的“伟大导师人生宣传”竞赛活动随即启动。在湖南道县一中,四千多名师生听完报告后纷纷在“万人万言旗”上签名留言。在贵州黎平三中讲完后,56名师生自发组织起来,与队员们一起走完县境内的长征路段。此外,长征队还在各地刷写、雕刻宣传标语七百余幅,走访老红军和当地群众七百余户。
但是,如果把这次“文化长征”仅仅看作是3位基层文艺工作者的孤军奋争,可能会显得过分沉重、过分悲壮和苍凉。事实并不如此。安仁县县委常委会曾专门讨论他们的报告,几大班子均表示坚决支持,并在起程与凯旋后举行了隆重的壮行和总结仪式。“队伍”出发前,湖南省许多著名文艺家均给以勖勉与声援;省、市、县各级宣传部、文明办、文联、作协等众多部门在相关文件上签字盖章,大开绿灯;《湖南日报》、《郴州日报》等新闻媒体开辟专栏,跟踪报道,连续发出来自长征路上的长篇通讯和社评言论;一路上,更有数不清的各界人士自动加入“文化长征队”的义务宣传阵容,一万多名小学生和网民参加了“文化长征队”发起的“万里长征万篇作文竞赛活动”……
这是由3位基层文艺工作者在时代精神主潮中,掀起的一个激情洋溢的浪头,是应当写入21世纪文艺运动史的一个独特而精彩的章节。
我突然就想起了那句话:在莎士比亚背后,有整整一个民族合唱团的合唱。
这次“文化长征”的首倡者是罗范懿。他对社会精神道德的热切关注和使命感,不自今日始,我相信,也不会就此停止。我认识他是在8年前。那年8月,他撰写的三卷本马恩列传记故事由人民出版社出版,他顺便到作协来“认认门”。一杯清茶,一幅“沿着伟人的足迹毅然前行”的题字,传递了我对这位年轻人的好感和尊敬。回到安仁,他和其他8位作家一道发起的“伟大导师人生宣传读书活动”,竟然引起了联合国总部的注意,那套60万字的马恩列传记获得联合国中文读书会“新书种”荣誉证书、香港世界名人传记中心金奖。当时的湖南省委副书记郑培民同志曾以《一部难得的“三观”教材》为题撰文推荐。与此同时,罗范懿撰写的《牛顿》、《诺贝尔》、《麦哲伦》3本书也由海天出版社出版,并先后在港、台再版。
接下来,一部《人生价值论》的书稿,也已经酝酿成熟,正在紧张的撰写之中。
那天在毛家湾路口,我想让罗范懿在北京多呆几天,他说不了,明后两天在北大和传媒大学有两场讲座,讲完就得赶回去。
“在北京还有什么事需要帮忙吗?”
“没有了。天气热,给作协创联部的书就不麻烦你转了。我随后寄去。”
这让我颇感诧异,问:“你加入作协的事还没解决?”
他没有正面回答,只是淡淡地应了一句:“不要紧。以后再说。”
我赶忙解释:“入会的程序很罗嗦,很复杂,环节很多……”
他大约是看出了我的窘迫,反倒有些不好意思:“这样好。逼得你多写,写好。凑凑合合挤进去,滥竽充数,别人不服气,自己心里也不安宁。”
仍是淡淡的语气。但我听出,这里边透着几分坦然,几分真诚,也有几分自尊,几分坚毅。
(写于8月23日,红军长征胜利70周年前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