实现分配过程公平与效率的统一

编者按：公平与效率问题多年来一直是人们议论的焦点话题，尤其是在中国经济发展进入新的历史阶段，收入差距继续拉大的大背景下，如何在发展市场经济的同时“更加关注社会公平”，再次成为人们谈论的热点。本刊8月21日刊发《更加注重公平与强调效率优先并没有本质上的冲突》一文后，读者反响强烈，赞同者有

针对近些年来我国经济社会生活中出现的新问题和新矛盾，特别是收入差距的过分扩大，党中央多次强调提出应更加重视社会公平。十六届五中全会提出“注重社会公平，特别要关注就业机会和分配过程的公平”。现在强调注重和关注社会公平特别是分配公平，显然与此前所主张的“兼顾公平”即把分配公平放在一个次要地位是不同的。有人提出“更加注重公平与强调效率优先并没有本质上的冲突”，我认为，这种提法是不准确的。如果在分配关系上继续讲效率优先，那还是主张兼顾公平，这与更加注重社会公平和分配公平是存在“冲突”的。如果讲：生产重视效率或效率优先，分配注重公平，那是可以的和正确的。但本来讲的是分配关系中的效率和公平问题，这里强调效率优先，就是一种错位。

一

公平与效率问题，是国内外学者所关注和长期讨论的一个问题。什么是公平，什么是效率，由于理解的不同，对二者关系的把握与阐述也就互有差异。而且，讲公平与效率的关系，应分清是从什么角度、什么领域讲的。如果从生产和工作领域来讲，强调效率，讲效率优先，是不容置疑的。从微观层面说，应重视劳动效率、管理效率、生产效率、资源利用效率、企业整体效率。任何工作岗位都应重视提高工作效率。特别是作为发展中国家的我国，生产力还相对落后，与发达国家相比，生产效率差距很大。因此，在我国发展生产力是根本任务的当前，重视和强调效率是天经地义的。从宏观层面讲，要强调资源配置效率。我国由传统计划经济转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就是由传统指令性计划配置资源转向由市场机制配置资源。实践证明，由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基础性作用，比起由指令性计划配置资源来，效率会更高一些。但不能迷信市场万能，那种完全自发的、不受约束的市场，会导致经济的周期性震荡，造成资源浪费。需要将政府调节和市场调节统一起来。由看得见的手引导看不见的手，才能发挥和提高市场配置资源的效率。

社会生活的各方面都存在效率问题。有些方面的效率高低与公平并无关系。从近年来讨论公平与效率的关系的角度看，这里的效率是指经济效率，是从社会经济关系考察的公平与效率的关系。经济效率的高低会表现为经济效益和生产效率的高低。但其内涵又不完全相同。经济效益侧重于投入与产出的关系。低投入、高产出就是高效益，可以不涉及速度。发展生产应以经济效益为中心，而不应片面追求高速度。要改变高速度、低效益的发展路径。劳动生产率侧重于劳动耗费和产量的关系，同量劳动生产的产量越多，表明劳动生产率越高。而经济效率，既包含经济效益和劳动生产率的内涵，也与速度和质量相关。提高经济效率，要求降低耗费、提高质量、增加数量、加快速度。

然而，当我们从收入分配的角度来考察公平与效率的关系时，作为社会主义国家，就应强调和重视社会公平和分配公平。社会主义最大的社会公平，是消灭剥削，消除两极分化，逐步实现共同富裕。从长远发展趋势来看，提高生产效率，有利于实现社会主义的这种公平。但讲分配关系中的效率是指什么？一般来讲，分配自身不存在效率高低问题。人们常讲的是分配公平不公平，合理不合理，并不讲分配效率是高还是低。从分配角度考察的公平与效率的关系，不是指分配公平与分配效率的关系，而是指分配公平与不公平会影响到劳动效率、生产效率的高低。分配中既不存在分配自身的效率优先于分配公平的问题，也不存在劳动效率优先于分配公平问题。恰恰相反，分配公平合理有利于促进劳动和生产效率的提高，而分配不公，会挫伤人们的劳动积极性和创造性，不利于效率的提高。而且，在分配关系上讲效率优先，兼顾公平，实际就是上轻公平，把公平放在一个次要的地位。这样，所谓效率优先也会落空。

过去曾讲“兼顾效率与公平”，这里的“兼顾”是同等看待的意思，没有优先与次要的区别，在理论与逻辑上还说得过去，但有个问题没有表明，二者究竟是对立的关系人为地去“兼顾”呢，还是统一的关系顺其自然而“兼顾”？

二

怎样正确把握分配关系中的公平与效率问题，事实上胡锦涛总书记已经做出了回答。据新华社报道，胡锦涛同志于今年6月22日在美国耶鲁大学的演讲中，特别提出我国要“实现物质和精神、民主和法制、公平和效率、活力和秩序的有机统一”。显然，中央强调提出的更加重视社会公平和分配过程公平，公平与效率的有机统一，同原来流行的“效率优先，兼顾公平”是不能并存的。

有人坚持“效率优先、兼顾公平”的提法，概括起来其理由主要是三条：一是认为强调效率优先就是强调发展生产力，发展生产力就要强调效率；二是认为只有重视效率优先，把蛋糕作大，才能解决分配不公平问题；三是认为强调分配公平而不强调效率，是要退回到平均主义的分配体制中去。这三条理由都难以成立。

首先，认为放弃“效率优先，兼顾公平”的提法违背发展生产力是根本任务的道理，是放弃发展生产要重视效率的原则，放弃生产的首要地位和决定作用的规定性。这种认识是一种误解。为了更好更快地发展生产力，就需要调动广大劳动者包括科技和管理人员的劳动积极性和创造性，为此，就需要完善分配制度，改革分配体制，更加重视社会公平和分配公平。应当明确：放弃分配关系中的“效率优先，兼顾公平”的原有提法，并不是放弃发展生产和经济建设中重视效率的原则。大家知道，生产与分配、消费相比，生产是第一位的，先有生产，才能有分配和消费，而且生产具有决定作用；生产什么才能分配和消费什么，生产多少才能分配和消费多少；再者，生产方式决定着分配方式。社会主义生产方式决定了社会主义的个人收入分配方式是按劳分配。但是，我们不能从这一马克思主义的科学原理中引申出这样一个提法：生产优先，兼顾分配与消费。这在理论逻辑上是讲不通的，也不符合社会经济生活实际。因为生产的目的就是通过分配进行消费，是服从于消费需要的，分配是中间环节。生产的首要地位和决定作用，并不导致分配和消费的“兼顾”地位，它们之间是相互统一的关系。处理好分配关系和消费关系，对于促进生产发展也具有重要的作用。同理，不能用重视生产效率，把分配公平放在一个“兼顾”地位。

其次，认为只有强调“效率优先，兼顾公平”才会把蛋糕作大，以解决分配不公平问题。这种认识既缺乏逻辑上的必然因果关系，也无充分的实际例证，只是一种抽象的推理。也许在某一发展阶段，蛋糕作大了，有利于收入差距缩小。但从历史与现实来看，并不必然存在这种关系。英国产业革命后，发展了机器大工业，劳动生产率和经济效益大幅提高，财富总量迅速增长，但雇佣工人的劳动条件和生活状况并没有随之改善。劳动时间反而延长，剥削程度同时提高。蛋糕做大并未带来分配的公平。这一情况在《资本论》中有丰富的说明。

根据查尔斯・K・威尔伯主编的《发达与不发达问题的政治经济学》（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提供的资料说明：“在经济迅速增长的十年中，伴随而来的是许多发展中国家收入分配的更大不均，而这个问题在农村地区更为严重”。同书中还讲：世界银行的麦克纳马拉远在1973年就指出：“尽管发展中国家的GDP有了十年的空前增加，可是它们人口中最贫困的部分，只得到较少的好处，……它们正处于绝对意义上的贫困。”

从我国的实际情况来看，并不是随着经济增长、蛋糕做大，收入分配便趋向公平。收入分配不公平分两个层次：一是在微观层次上的不公平。比如，某些工人工资收入偏低，没有随着经济增长而增长，而另一些人的收入偏高，并不断膨胀。二是在宏观层次上的不公平。从全社会看，有收入差距过大的趋势。我国改革开放20多年来，经济快速增长，蛋糕做大了好多倍，而恰恰这时收入差距过大、分配不公的问题凸显出来。中外资料都表明：经济发展、蛋糕做大，并未带来分配公平，或不公平的缩小，反而不公平的差距扩大了。需要采取有效措施，加强和完善宏观调节，制定相应的方针政策，更加重视社会公平和分配公平，才能缓解收入差距过分扩大的趋势。党中央关于公平与效率的新提法和一系列相应的政策措施，正是为了解决这一问题。

再次，认为强调更加重视分配过程公平，就是要退回到平均主义分配的旧体制去，这完全是一种误解。搞平均主义，多劳不多得，少劳不少得，少劳者占有多劳者的一部分劳动成果，这是明显的分配不公平。搞平均主义，既无公平也无效率。这是马克思主义一贯反对的小资产阶级的平均主义分配观。

更加重视分配过程的公平，并不需要倒过来提出什么“公平优先，兼顾效率”。这种提法在理论逻辑上也是不通的。只要做到分配公平，自然会有利于促进效率。重视公平，不能轻视效率，二者本来就不存在谁优先、谁兼顾的问题。

有的学者将公平与效率的关系概括为“市场管效率、政府管公平”。本来，实行市场经济，就是要通过市场提高资源配置效率，而市场调节经济，就会自发地导致收入差距的扩大，所以政府应通过宏观调控重视分配公平。从这个意义上说，确实存在市场管效率，政府管公平问题。但是，我们讲分配关系中的公平与效率问题，并不是专指也不是侧重指资源配置效率，而是侧重指劳动效率、管理效率、生产效率、企业对资源的利用效率等。分配公与不公，一般说来，与市场配置资源效率无直接内在联系。除非出现对工人待遇不公的特殊情况，工人起来罢工，或是如近年来，南方一些地方出现的“民工荒”。工厂不能开工，人力资源不能利用，非人力资源也会闲置，资源配置效率自然也就谈不上了。

三

公平与效率是否存在此消彼长的对立关系？能否统一和怎样统一？应当肯定，在社会主义公有制经济中，实行按劳分配，公平与效率可以实现内在的有机统一。只要真正贯彻实行按劳分配，多劳多得，少劳少得，奖勤罚懒，奖优罚劣，劳动收入既会拉开差距，又不会出现收入差距过大，而且会直接促进效率的提高。而效率的提高反过来又会提高按劳分配收入，二者相互促进，有机统一。

在外资企业和私营企业中，公平和效率的关系既存在对立面，又存在统一面。一般来说，私有制企业主追求的是高利润率。利润率的高低代表企业效率的高低。企业主的素质和管理水平参差不齐，有的科学管理、遵守劳动法；但有些企业主为了提高利润率，容易采取一些损害工人权益的措施，诸如延长劳动时间、过度加班而不按规定支付加班费、压低和拖欠工资，还搞一些有损工人人格尊严和人身自由的不合法的规定，等等。今年9月1日，上海劳动保障监察部门曝光22家“抠门”企业，这些企业支付给劳动者的工资低于该市的最低工资标准，而且差额较大。此外，今年1-8月，上海有关部门收到不付最低工资的举报投诉647件，查处支付工资低于最低工资标准案件907件。作为发达城市的上海还如此，一些边远和落后地区的情况可想而知。这类企业，因损害劳动者的合法权益，自然会挫伤其劳动积极性和劳动效率。需要通过政府和其他有关单位进行引导和监督，制定相关的章法，保证劳动者的合法权益不受侵害，并获得“公平”的劳动环境和工资收入，同时要求和引导业主遵守劳动法，正确处理在收入分配方面的公平与效率的关系，以提高劳动者的认同感，从而提高劳动效率。需要通过相关的政策措施和体制建设，以实现公平和效率外在的相对统一。（作者系中国人民大学经济学院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