早就想再次去家里看望郑成思先生，为他送去一篮他爱吃的苹果，没想到等来的却是他逝世的噩耗。他才62岁呀!
9月12日，一个如血的黄昏，我沉重地叩开那扇熟悉的门。师母杜丽英早已痛不欲生，不停地说
简陋的三居室，办公桌上，一堆堆资料还在，只是，再也看不到主人埋头伏案的身影。
睹物思人，泪，顺着脸颊无声地滑落，过去和先生交往的点点滴滴渐渐浮现在我的眼前。
起到重要启蒙作用而又那么谦逊
不久前我们还通过电话。报社8月初要举办“防止网上‘恶搞’成风专家研讨会”，想请他
就网上“恶搞”行为对原作品知识产权的侵犯问题发表看法。他告诉我：“这阵子身体很不好，实在去不了，非常抱歉。”接着，他热情推荐中国版权协会理事长沈仁干，又帮我查找沈老师的电话号码。
我听出了电话那头先生的喘息声，只是此刻我才得知，那时，癌细胞已经转移，先生的身体已经相当虚弱。
再往前推两个多月，6月中下旬的时候，为了配合7月1日正式实施的《信息网络传播保护条例》的宣传，我约先生采访，那次他很爽快地答应了，采访，用去他整整一个小时的时间，他耐心地对很多法律的细节问题作了深入浅出的解答。
当时我想象不出，面前这位瘦削的男士，就是“世界上最有影响的50位知识产权界人物”之一，一个对我国知识产权法律体系建立和发展起到重要启蒙作用的人！
“先生就是这样一个特别谦和的人，从来不摆架子。有一次，政法大学的一个学生团体想请郑老师给本科生讲一次课，是无偿的,他很痛快地答应。”中国政法大学知识产权所副所长李祖明含泪说道。
“郑成思非常正直诚恳，对年轻人很热情，很认真。他的父亲是一位省部级领导干部，但在他的身上看不出任何高干子弟的影子。”沈仁干说。
理论与实践都不能脱离国情
起到重要启蒙作用的人,此言非虚!上个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初,还没有多少人搞知识产权方面的研究。那时,中国社科院开始酝酿成立相关部门,当时郑成思在国际法室。1981年,他专门去英国学习,80年代初回国,带回来好多新东西,直接参与《专利法》、《商标法》、《著作权法》的制定。
20世纪80年代后,随着改革开放步伐加快,知识产权问题引起各方面重视,成为国际贸易中比较重要的问题。1994年,他把《与贸易有关的知识产权协议》率先翻译成中文,对中美知识产权谈判起了非常重要的借鉴作用。
“郑老师非常认真,总是能把最好的理论成果介绍出来。”中国社科院知识产权中心研究员周林说着,伤感不已。“他不仅注重于理论研究,还特别关注实践。很多知识产权专家教别人打官司,自己很少打,郑成思不是这样,他身体力行,积极去维权。当他得知《知识产权实务大全》一书对自己的作品侵权后,奋起投诉,迫使侵权人赔礼道歉,作出赔偿。”
郑成思打过一个轰动全国的官司。当时一个大的网络公司,没有征得社科院法学所专家们同意,就把他们的著作放在网上,做成数字图书馆制品销售。“当时,我们几个研究员达成一个初步意见,想去维权,郑老师知道后立即出面。”中国社科院知识产权中心副主任李明德追述。
“这件事情没想到那么复杂。”李明德说,那家公司嘲讽郑老师,造郑老师的谣。“郑老师比我们名气大,让他承受这么大的压力,现在想来愧对于他。”李明德唏嘘不已。
郑成思常说:“保护知识产权,就是尊重知识,鼓励创造。国家要发展,必须靠创新。”
“我国知识产权保护工作起步很晚,很薄弱,郑老师带头维权,对宣传知识产权保护精神难能可贵!”李明德说着,崇敬之情难抑。
沈仁干和郑成思交往近30年。他评价说:“郑成思是非常刻苦地做学问,但不是单纯地脱离实际做学问。他是为了国家立法来做学问,目的很明确,为了完善国家的知识产权制度,把国外的理论介绍进来,能为我所用,能对我国的国情作调查研究,提出切合实际的做法。”
沈仁干说:“郑成思把对知识产权的理论研究和西方成果介绍出来,洋为中用,不是生搬硬套。他到外面讲学,用大家听得懂的语言,能让不同层次的人听明白,因为他自己搞清楚了,吃透了。”
全神贯注作学问的人
1994年9月,中国社科院成立了知识产权中心,郑成思担任主任。中心组建后,没有经费,运行困难。郑老师拿出自己的几万元课题费,作为整个中心的科研经费。“后来,我们逐渐申请了一些课题,从不同渠道争取到的经费放在一起,他拿来的总是最多的。”中国社科院知识产权中心副主任李顺德说。“郑老师淡泊名利,他更看重的是事业。”
李明德清晰地记得,1996年10月,他刚从美国回来,到郑成思所在的研究室工作。郑成思以自己的名义帮李明德申请了一个项目,对李明德说:“这就是为你申请的。”
“现在学术界有一种倾向,不是把学术研究作为目标,而是通过学术走仕途。郑老师没有这样做,他踏踏实实搞研究,甘于寂寞,甘于清贫。”李顺德说,郑成思不是没有机会当官,前两年法学所所长换届,所里都拥戴他当,组织上任命了,他再三表示,自己的专长是学术研究,希望把精力放在学术研究上,建议让别人来当,坚决辞去所长职务。
“院里曾想调他去当副院长,他也拒绝了。”李顺德说。“一些世俗的人千方百计搞出学术名堂以当官。郑老师的做法非常值得学术界反思。”
中国社会科学院法学研究所教授、法学博士刘仁文惊闻噩耗,饱含深情写下《怀念郑成思老师》的文章。文中说,有一次,郑先生去中央一个部委调研,结束后坦然坐地铁回去。刘仁文感慨不已:像他这样一个大家,竟是如此朴素,一个一门心思扑在学问上的人,简单就是幸福。
作为人大代表,郑成思对受到侵权的个人和企业给予热忱帮助。今年7月,南方一个发明人找到郑成思,希望郑成思给予帮助,为此郑成思找了司法部门领导。这些都是无偿的。他说:“我们搞知识产权的,碰到这样的冤案,你能无动于衷?”一个多月前,郑成思身体已很虚弱,还在履行一个人大代表的职责,往有关部门转申诉信。做为一介书生,有那么多光环包围自己,有那么多头衔辉耀其间,却没有为自己谋过丝毫利益。
“老郑每天只睡6个多小时,凌晨三点多起床,有时一坐就是十多个小时,不停地在那写啊写啊。为给中央政治局领导同志讲课,光讲稿就改了五六遍。”郑成思夫人杜丽英肝肠寸断。“去年5月份做完淋巴癌手术后,医生让他每三个月去复查一次,他只去了一次,嫌医院人多,就再也不去了。房子住了十多年,他怕装修耽误工作,坚持不让装。”
“宁静以致远。郑老师是这么地全神贯注于做学问,在生命的最后一刻都不愿离开他钟爱的事业,8月初,他还在为他牵头的国家知识产权执法子课题作最后把关。”李明德说。
“社科院刚刚给他申报了全国50位杰出贡献专家称号,他负责的国家知识产权战略课题还没有完成,他就这样走了。太可惜了。”李顺德叹息,无限悠长。
最高人民法院知识产权庭庭长蒋志培说:“郑成思是一个真学者,探讨问题都是从科学角度出发,非常有远见。他的逝世对法学界是一个重大损失。”
沈仁干写的一幅挽联,概括了郑成思先生淡泊的一生:
一介书生,三尺讲台,高徒遍九州。
两袖清风,四面赞歌,精神赛八仙。
(本报北京9月12日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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