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多年来,国家高新区从无到有,迅速发展,初步确立了企业的创新主体地位,目前超过70%的产品技术来源于企业自身的研究开发,一大批自主创新能力强、拥有核心技术的骨干企业已经成长为行业科技进步的“领头雁”。从1991年
为什么国家高新区能够成为全国创新创业最活跃的地区?除了政策优惠之外,在一个个抽象的数字后面有着怎样的奥秘?
“没有高新区,我的这些项目也许还躺在抽屉里”
西安高新区有个赫赫有名的康鸿信息技术股份有限公司,已经成立了12年。董事长是陈耀强。他们拥有自主知识产权的高科技产品压电陶瓷变压器的销售收入,去年已经达到7000万元,出口达到100万美元。今年销售额可望跃升至两三亿元。世界市场占有率去年已经达到2%,今年可望达到10%。
面对记者,陈耀强作了这样一番自述:
“1994年,我们两个人,借了2万元,来到高新区创业服务中心学习办企业。当时,我们的企业谈不上规模,但是产品有技术含量。创业中心的主任是景俊海(现任中共西安市委常委、西安高新区管委会主任),他代表西安高新区投资10万元,解决了大问题,房屋租金也比市场价优惠一半。
“有人问景主任:不怕弄砸了?我想,他是看中我们有创业精神,能干事,80%投的是人。项目不是最重要的,项目有生命期,人和团队才是最重要的,旧项目完成了,有了有创新精神、能干事的人,还能开发新的项目。
“有了高新区的支持,我们增强了创新创业的信心,看到得到了政府的认可,客户增加了信任度,员工也增强了凝聚力。我们公司得到了快速发展,1998年公司净资产就达到了420万元,销售利润达到50万元。
“在公司发展的基础上,高科技新产品压电陶瓷变压器1999年开始开发,2004年开发成功、投入生产。压电陶瓷变压器是电信产品小型化节能化的核心器件之一,可以广泛用于电脑、手机、汽车电子、纺织机械等。目前国际上能批量生产的只有日本2家、德国1家和我们4家企业。
“这又多亏了高新区。当时我们没有多余的钱开发这个新项目,在高新区帮助下,我们先后申请了科技部、信息产业部和国家发改委多项专项扶持资金,解决了资金紧缺的问题。现在我们生产的压电陶瓷变压器,技术先进,成本低,已经销往欧洲国家、美国、韩国和我国台湾省。
“日本理光是我们的用户,他们组成了4人评估小组,3次来西安,对我们产品的技术、性能、质量进行评估,最后提交了一份考察报告,结论是:我们产品的各项指标不逊于日本的企业。
“以前我们常为资金发愁,现在不了,已经有多家外国投资基金要求投资。其中有两家基金是高新区介绍来的。有了他们的投资,我们可以扩大规模、提高市场占有率,促使公司向国际化方向发展。
“没有高新区,我这些项目能不能上都是个疑问,也许还躺在抽屉里。”
陈耀强兴之所至,又讲出了高新区帮他解决生活上的困难的事。
“那是2003年的事。当时我们结婚10多年了,连个住房也没有,一直租房住,1年租金八九千元。
“我想买房,但不清楚哪里房子好,也没功夫,很为难。向景主任汇报工作后,顺便说了句:最近我们想买房,也不知哪个地方房子好。景主任说:去枫叶新都市买吧,那里就在高新区周边,各方面条件也合适。事后我就去买了。
“过了两三个月,枫叶新都市开盘时,我才发现,原来给的我是优惠价。当时我们公司流动资金紧张,这省下的钱也是关键技术开发上需要的。
“买房的事没让我着一点急、分一点心。解除了后顾之忧,我们的新产品开发和公司发展一点没受影响。
“预计3年后,我们的年销售额可以达到10亿元,出口可以达到8000万美元。”
“这儿就是我们自己的家”
中小型高科技企业尤其需要得到扶持。一些叱咤风云的高科技企业告诉记者,当初他们起步时,规模弱小、缺乏资金,经不起风浪。靠了国家高新区的支持和帮助,他们才能在市场竞争的大风浪中坚持下来,他们的成果也才能得到转化。
年近70岁的肖良勇从大学教授岗位上退休后,在西安高新区创办了西安海天天线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现在,他是海天天线首席科学家、陕西省人大代表。
他感激地说:“企业成长发展中,得到了西安高新区创业服务中心很多支持。当初研发需要资金,找银行贷款,银行不理,西安高新区代表国家支持了数千万元。仅帮助海天申请国家专项基金支持就是2900万元。”
“去年银根收缩,银行催还贷款1.2亿元。当时钢材等原材料涨价,我们生存很困难,生命线都快断了。当时,西安高新区景主任找孙市长、袁书记,亲自坐镇,拿我们用地作抵押,贷款6000万元。问题是用地购入价低,现值高。只要管委会认可,就可以按现值抵押,只是这样管委会就要承担风险。他们采取了全程监控的措施,既保证了企业的生存发展,又把资金风险降到最低。”
在西安高新区的呵护下,海天天线如今已经成长为一个令人敬仰的自主创新民族品牌:打破了跨国公司垄断中国基站天线市场的局面,促使国外同类产品价格整体下降60%到90%,为国家节省外汇约9亿美元。去年在整个GSM/CDMA天线市场中,海天已经占据了约30%的市场份额,国外品牌则从100%降到不足5%。
相似的故事又出现在武汉。
“当初只觉得前途渺茫,不知道能干多久。”武汉凯迪电力的企业发展部部长李福田回忆说。谁能想到,如今销售额达到五六十亿元的这家企业,1992年在武汉东湖高新区孵化器起步时还只是个小宝宝:资金10.7万元,人不到10个。1993年他们正式成立了股份公司。
糟糕的是,当初起步时,武汉凯迪电力还惹上了官司。武汉东湖高新区坚持帮助他们打赢了官司,尽管因技术公开,失去了市场,但总算讨回了公道――胜诉。迈过了这道坎,武汉凯迪电力开始蓬蓬勃勃地发展起来。
回顾成长经历,李福田说,高新区是真心诚意帮助企业做大做强。作为武汉市环保龙头企业,面对世界500强的竞争,武汉凯迪电力在国家有关部门和武汉高新区的扶持下顽强拼搏,如今已经发展成为有10家控股公司,上市后总资产达到5.8亿元,2005年纳税额在东湖开发区名列第一的高科技企业。
楚天激光董事长孙文说:“只有到了武汉东湖高新区创业中心,才有了落脚的平台。这儿就是我们自己的家。”
在激光技术领域创造了20多项中国第一、目前年销售额达到两三亿元的企业楚天激光,1985年只有10万元启动资金,落脚在武汉东湖高新区的孵化器――当时也只有两间各13平方米的旧营房。
武汉东湖高新区为了帮助楚天激光解决资金问题,不怕冒风险,1993年投入41万元,1997年发展到280万元,高新区通过回购将资金退出,支持企业中的科技人员持股。1992年他们成为武汉东湖高新区股份制改造的第一家。
孙文说,高新区鼓励企业自主创新,出台了不少措施。比如把专利局的同志请来,帮助他们完善专利手续。又如,鼓励申请专利,1000元的专利申请费返还企业;鼓励企业申请国家项目,每个补助5万元。尽管不多,但让人知道,政府在支持自己。现在楚天激光申请的专利已经达到200项。从“神一”到“神六”上都有他们的技术,“神八”又拿到了项目。
“没有西北农业大学就没有杨凌示范区;没有杨凌示范区,也就没有现在的西北农林科技大学”
不久前,西安阎良区的瓜农派出50多名代表,专程开车赶了130多公里路,敲锣打鼓地来到西北农林科技大学报喜。他们说,今年夏天亩均收入3000多元,其中,杨凌今年培育、推广的甜瓜新品种就让他们亩均增收2000多元。
杨凌西北农业科技大学副校长、1986年从法国归国后毅然到杨凌创业的李华博士说,发挥创新源头作用、主动走出去进行农业科技推广、推动产学研结合是近年的事。当初没有西北农业大学就没有杨凌示范区,没有杨凌示范区,也就没有现在的西北农林科技大学。
杨凌农业高新技术产业示范区是全国唯一的国家级农业示范区,他们面临着特殊的困难,走过了两次创业的历程,在推动创新上探索着自己独特的模式。第一次创业是加速城市化建设。第二次创业是建设农业创新源头。
9年奋斗使杨凌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变化,择偶难、看病难、小孩上学难、住房难、就业难等五难成为历史。在仅次于西安的陕西省最好的医院里,有美国来的眼科专家。“六五”期间人才流失五六百人的现象得到了根本改观。在7家科研教学单位合一的西北农林科技大学里,人才强校工程红红火火。今年面向全国招聘150人,报名有3000人。斯坦福大学的分子生物学博士和加州大学的生物学博士先后落户杨凌。
在促进农业创新上,杨凌示范区主要发挥政府主导、协调作用,西北农林科技大学主要发挥辐射作用,到目前为止,大学已经有800多人下到了推广点。
李华介绍,进行科技成果推广是社会责任,推广修剪等农业先进技术,更是无法转化成经济收益。而做这些事,恰恰需要专家深入农村田间地头。
为了把创新源头作用真正落到实处,他们采取了一系列措施。比如,要求一名下去的农业科技专家带4个农业科技推广人员,一名科技推广人员带4户农户;在苹果示范点上,要求专家在他推广的苹果树干上挂上本人名字。这样,每个人的农业科技推广成效一目了然。
与此同时,他们在陕西、甘肃、新疆建立起甜瓜、苹果、猕猴桃等各种农业示范基地,在青海建立起畜牧业示范基地,在宁夏建立起旱作农业示范基地,同时开展培训,建立起网络农业科技推广平台,办起168咨询热线,大力扶持农业经济合作组织。
通过有组织的农业科技推广,分散的农业技术推广人员,成为了有组织的科技团队;自发的小规模的农业生产,正在向自觉的大规模的科学种田转变。目前,陕西、甘肃一带的农户纷纷找到杨凌示范区,找到西北农林科技大学,要求派专家去指导。
图为西安高新区海天天线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引进的128多探头球面近场天线测试实验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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