君子・斗士
“谦谦君子”四个字仿佛就是为大江先生准备的。他中等个子，面容清癯，灰白的头发，一身灰色的西服，玳瑁色的圆圆的眼镜，一位作家，一位学者，仿佛就该是这个样子。9月9日上午9时50分，当他出现在中国社科院礼堂时，台下一位女士不由感慨：真是儒雅长者！
他是那么谦虚和善意。他感谢所有在场的听众，说起他对中国文学、中国作家、中国知识界的敬意，他那么真诚，毫不是客套。
可是，就是这样的一个君子，他又是一个斗士，不屈的斗士――与日本超国家主义复活的阴影，与民众对于历史的遗忘，与核武器对世界的威胁，与一切威胁世界和平和人类文明进程的现象斗争。
学者许金龙如此形容他：“他如同孤独的骑士一般，手执用拉伯雷、萨特、鲁迅、莎士比亚、布莱克、巴赫金、山口昌男、但丁、叶芝、本雅明等作家、诗人和学者的文学思想与人文理想锻造而成的长矛，对沿途一座座大风车一次次勇敢地发起势单力薄,却是义无返顾的冲击。”
作家莫言则如此说：“他的作品表达对人类前景的忧虑和希望，这是一位有责任的知识分子发出的声音。他是西西弗斯，他是堂吉诃德，他是中国神话里那个第一个跳出来报信的海力布。”
初到北京的傍晚，一个幽静的小四合院里，他静静地望着北京初秋高远的天。后来，在昏黄的灯光下，他接受了记者的采访。他每说完一段话都需要等待译成中文，但这种滞后似乎并不造成什么交流障碍，单从他的话音中就能感到一种坚定：低沉，短促，有力，在他那不算高大的身躯中，仿佛孕育着无穷的力量。透过圆圆的镜片，他的眼光直视着你，平静，却有穿透力。他常常说到“忧虑”这个字眼，可是，在沉重中透着坚定，在忧虑中，又有无尽的期待。
老人・孩子
“我已是71岁的老人了，在不久的将来就会离开这个世界。”在演讲中，大江多次这么说，让人有种不胜唏嘘的惆怅。
可是，他把未来寄托在孩子们身上。如同他曾在文章中表达的：“现在，我已经到了在古巴漆黑的海上同大鱼搏斗的老渔夫的年纪。那个老人对‘孩子’的呼唤很吸引我。”
在北大附中，面对孩子们年轻的面孔、纯真的眼睛，他不是居高临下地教导，而仿佛是平等地诉说。少年时对鲁迅的阅读、对孔乙己的想象，他那生下来就有残疾的儿子光的故事……他是那么动情，那么真挚。他引用法国诗人瓦莱里的话：“我们最为重要的工作，就是创造未来。”他告诉孩子们：这是为了自己，为了社会，为了国家，为了世界……
他相信未来。“你们必须在当下的现在创造出明亮、生动、确实体现出人的尊严的未来。我憧憬着这一切，确信这个憧憬将得以实现。为了把这个憧憬和确信告诉北京的年轻人以及东京的年轻人，我便把这尊老迈之躯运到北京来了。”
他是真的爱孩子。北京行程的紧张与话题的严肃，使他几天来一直面色沉重，而这时，和孩子在一起时，他神情轻松。他认真回答孩子们的各种问题，和孩子们一起包饺子、用英语聊天，并且，人们看到了他的幽默。为孩子们题字时，拿起毛笔，他一脸踟躇：“我的妈妈早就告诫我，千万不要在中国题字，那里是书法的故乡。这会儿我真不知道该怎么办了。待会儿你们看到我的字，会震惊的。”一片笑声中，他挥毫题下布莱克的话：“觉醒吧，新时代的年轻。”
这些孩子们也许现在还不是很理解，但很多年后，这一幕会成为他们深刻的人生印迹：一位年已古稀的日本老人，一位伟大的作家，曾经跨过海峡来到这里，跟他们说自己的忧虑和希望，曾经为中日两国实现真正意义上的和解与友好而奔走、呐喊。
书・树
“我这个人最爱的，就是书和树。”大江说。
他在四国岛茂密的森林中长大，母亲、祖母讲给他的神话，《哈克贝里・芬历险记》、《尼尔斯历险记》曾经占据了他的内心世界。直到晚年，他还郑重地说：“我六十岁时决心开始一种纯粹的读书生活。”
当他表示对某人的敬意时，又常常用“犹如茂密森林中的参天大树”来形容。那片养育他的森林，又成为他笔下重要的意象。
他读书，又创造书。《个人的体验》、《万延元年的足球队》、《广岛札记》……仅仅在最近几年的时间，他就创作了《被偷换的孩子》、《愁容童子》、《别了，我的书！》等多部作品。
9月9日，在北京西单图书大厦，数百名读者在风中排起了长队，从大厦里边一直排到了地铁通道――只为了买到一本有大江健三郎亲笔签名的新书。
北大法律系四年级学生周小骁抱着一摞书高兴地挤出人群，从初中至今，他读过大江所有的作品。中国人民大学81岁的周老师从北四环赶来，在风中站了两个小时，口袋里揣着从报纸上剪下来的书讯――他用他的方式爱书，人们用这种方式来爱他的书。
书和树，这两个意象恰是一位真正的知识分子的两种姿态吧：在书斋里，他们是学者，是作家；而走出书斋，他们又如树一般坚定、挺拔，深具良知与勇气。
还可以一直写下去：传统・现代。东方・西方。边缘・中心。文本・现实。绝望・希望。死・生。历史・当下・未来……
无数个向度组合起来，就是我们眼前的这位可敬、伟大、广博丰富的老人。
那么，他自己呢？在大江先生自己的眼里，他是什么形象呢？
9月11日，在为他召开的研讨会上，面对着众多的研究者、作家，他说了如下的话：“我必须开始我晚年的最后工作了――作为文学家、作为知识分子的工作。1936年，鲁迅的姿态，近70年后，爱德华・萨义德的姿态――他们是我的榜样，也将是我最后的形象。”
(题图摄影：李联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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