暨南人追求光明、科学、民主、进步和自由,其爱国情结在百年校史中比比皆是、感人至深,是“暨南精神”的生动体现之一,也是暨南宝贵精神财富。
早在南洋时期,海外侨校学子就受到了革命的熏陶。随着革命的深入,暨南学子纷纷响应,剪掉象征满清落后的长辫,脱掉长袍。到1910年秋天,整个暨南学堂的学生大都将自己
孤岛时期办学四年有余,学校虽处在日伪势力的四面包围之中,但暨大师生坚持民族气节,绝不向日伪低头。汪伪“国民政府”在南京宣告成立时,上海伪政府通知各校停课举行庆祝。暨南师生群情激愤,坚决反对停课,要求学校抵制汪伪的决定。何炳松校长在校内会议上表明态度:汉曹不两立,忠奸不并存。因此,会议一致通过进行抵制,不予理睬。上完最后一课后关闭学校,以示坚决不做日伪统治下的顺民。
郑振铎教授在《蛰居散记》一书中生动而真实地描述了暨大师生悲壮的“最后一课”。这天早上(指1941年12月8日)学校负责人立即举行会议,会议简短而悲壮,作出决定:“当看到一个日本兵或一面日本旗经过校门时,立即停课,将这大门关闭。”校长含泪向教师们宣布后,大家分头准备上课。学校依旧摇铃上课,学生们来上课的人很多,教师们向学生宣布了学校的决定和步骤,学生们脸上呈现着坚毅的神色,坐得挺直,但没有一句话。教师们站在讲台上为学生们讲授“最后一课”。上午10点30分,终于临街窗外响起车轮碾地的沉重声音,由远及近,越来越响。几辆载着日本兵的军用车,驶过校门,由东向西,当头一面白地旭日旗在寒风中飘过。教师们立刻挺直身子,盖上书本,以悲壮的语调宣布:“现在下课!”学生们一致站立起来,默默地不说一句话。有几个女生在低着头啜泣着。
建阳时期的暨南大学被誉为“爱国救亡的民主堡垒”。何炳松校长是“抗日战争时期最富民族气节的民主治校的教育家”,他坚持“抗日第一,团结至上”,教育师生发扬爱国主义精神、团结御侮。在他的倡导下,暨大教师也以学术救国,以手中的笔作为投枪。如许杰教授高举东南文艺旗帜,写出了一批有分量有影响的作品,“为整个民族解放战争贡献了自己的力量”。暨大的学生党员则团结周围同学,宣传学习马克思主义理论,联系培养进步学生。1944年日寇作垂死挣扎,企图打开大陆交通线,国民政府提出了“一寸土地一寸血,十万青年十万军”的口号,号召大中学生志愿从军抗日组建远征军。暨大学生报名踊跃,“一时蔚成风气,情形之热烈,实开东南学生从军卫国之先风”。
说到暨南的抗日英雄不能不提到我国著名足球运动员陈镇和。日寇侵华后,国难当头,本是暨大学子的他毅然挂起球鞋,学习航空,并赋诗一首以表志向:“男儿莫惜少年头,快把钢刀试新仇。杀尽倭奴雪旧耻,誓平扶桑方罢休。”他在抗击日寇的战争中屡立战功,击落日机多架,广为人知。后因飞机失事壮烈殉国。陈镇和这个名字也成为上海时期校友心中的联结点,“小黑炭”的事迹被大家频频提起,成为暨南精神史上的骄傲。
1946年“圣诞节”之夜发生的“沈崇事件”成了抗议美军暴行的导火线。暨大获悉消息后立刻奋起抗议,并派学生代表参加了“上海市学生抗议驻华美军暴行联合会”,共同领导全市学生进行反美抗暴运动。1947年元旦,暨大和交大、同济、复旦等校学生1万多人举行了抗议美军暴行的大游行。“美国兵,滚出去!”的口号响彻云霄。
继“抗暴”运动后,暨大爱国学生又投入到一场更大规模的“反饥饿、反内战、反迫害”运动中。1947年5月18日上午,上海各校学生云集暨大欢送晋京请愿代表团并举行“反内战、反饥饿”大游行,暨大学生排在最前列。5月20日沪宁杭学生汇集南京向当局请愿,遭到国民党军警的残酷镇压,酿成“五二○”血案。由于暨大学生一直站在斗争的最前列,成了被镇压的重点。他们闯进暨大校园逮捕学生60多人。直到6月,才结束了波澜壮阔的“红五月”学生运动。暨大由此赢得了“东南民主堡垒”的美誉。
党和国家主要领导人对暨大师生的爱国民主活动给予了高度评价,并对新时期进行爱国活动提出了殷切的希望。1996年90年校庆时,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江泽民题词:“爱国爱校、团结奋进”;国务院总理李鹏题词:“坚持面向海外、面向港澳办学”;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乔石题词:“努力办好有特色的华侨最高学府、为统一中国、振兴中华作贡献”;全国政协主席李瑞环题词:“发扬爱国传统、致力振兴中华”;国务院副总理兼外交部长钱其琛题词:“面向海外、面向港澳、培育英才、侨校之光”;全国政协副主席,暨南大学董事会董事长、名誉校长钱伟长题词:“弘扬中华文化、培养五洲人才”。
百年暨大,经历了三个时代的风风雨雨,与近代中国命运同沉浮。这些可歌可泣爱国伟业、这民族魂与爱国情已深深地根植在每一位暨南人心中,必将被一代又一代的暨南人传承下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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