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谏”是古代下对上的一种进言形式，意为直言规劝，使之改正错误；“纳谏”即指受谏者采纳忠言。古代中国，盛世数出，但观盛世之形成，可以认为它与统治者的思想开明、善于纳谏、广开言路等很有关系。
春秋时期，齐国之成为首霸，与齐威王的开明统治也息息相关。《战国策・齐策》载：齐威王曾悬赏求谏，“群臣吏民，能面刺寡人之过者，受上赏；上书谏寡人者，受中赏；能谤议于市朝，闻寡人之耳者受下赏。”赏令一出，“群臣进谏，门庭若市”，齐国因此政通人和，邦安国治，“燕、赵、韩、魏闻之，皆朝于齐。”
汉唐盛世是中国古代史上最辉煌的时期之一，也是中华民族强势生存状态的标志性时期。但在历史辉煌的背后，也不难发现汉唐王朝在其前期，统治者的开明豁达、纳贤容谏确有值得称道的地方。
汉高祖刘邦出身寒贱布衣，并无文才武略，但有自知之明，知人善任，曾博采张良、陈平、刘敬等谋士之良策，故而在楚汉相争中能战胜项羽，夺得天下。建汉后，刘邦一如既往，每有大政，必与群臣商议，择善而从。刘邦这种广开言路、博采众议的风格，不仅垂范于子孙，也为后世所称道。以性情宽厚、睿智仁爱著称的汉文帝，也是善于纳谏的典型。《汉书・刑法志》记：文帝十三年，少女缇萦因其父罪当处肉刑而上书文帝，指出肉刑的残酷，表示愿没为官婢，以赎父刑罪。文帝览后感到言之有理，于是下令进行刑制改革，从法律上正式废除残害肢体的肉刑，从而使我国古代刑制向“文明”迈出重要一步。一个普通少女的上书，竟然成为万民共尊的皇帝进行刑制改革的直接诱因，足见汉文帝“从善如流”之风范。又如，当时百姓多背农逐商，贾谊为此谏言：国民不务农而趋商，必使农产品积蓄锐减，长此下去，百姓将衣食不足，军费无着，灾年难度，国家难治。所以，他提出，当务之急是使民还农。文帝听后幡然醒悟，劝民农桑，并躬耕于田亩，还采纳了晁错提出的贵粟政策，卒收促民舍商逐农之效。到武帝时，“京师之钱累百钜万，贯朽而不可校。太仓之粟陈陈相因，充溢露积于外，至腐败不可食。”可见，“文景之治”的出现，与汉初统治者的开明统治、诚纳谏言确有一定关联。
唐代开国之君李渊，从隋朝速亡的前车之鉴中彻悟“兼听则明”之真谛，深知专横独断、不受谏言、阻塞言路必致社稷倾危，因此分外欣赏汉高祖刘邦“从谏如流”的气度，表示自己也要“虚心接待，冀闻谠言”，并要求臣下“各展器能，以匡不逮”。但在虚怀纳谏方面，唐太宗实际上更远胜乃父。《贞观政要・求谏》载：唐太宗初登极即言：“人欲自照，必须明镜；主欲知过，必藉忠臣。主若自贤，臣不匡正，欲不危败，岂可得乎？”所以，他要求公卿大臣“每看事有不利于人，必须极言规谏”。他还向大臣们保证：“每有谏者，纵不合朕心，朕亦不以为忤。”他甚至说：“每思臣下有谠言直谏，可以施于政教者，当拭目以师友待之。”（《贞观政要・政体》）身为人主而能以谏官为师友，不管有无自我夸饰的成分，其度量已是难能可贵。无怪乎，在太宗朝出现了许多敢于直言不讳、面折廷争、犯颜极谏的大臣，魏征是人们最为熟悉的典型。为广开言路，唐太宗还进一步完善谏诤制度：一方面强化门下省对中书省所拟诏敕的封驳权，要求门下省对“诏敕有不稳便，必须执言，无得妄有畏惧，知而寝默”（《贞观政要・政体》）。这就使门下省对诸如军事、政治、经济、法律，甚至帝王的出巡、外戚的不法等大小政事都可发表意见，封驳谏诤，从而大大减少了皇帝决策的失误；另一方面又要求宰相及三品以上官入廷议事，皆使谏官随之，若遇失误，即行论谏。据称谏官“有所开说，太宗必虚己纳之”。正如王夫之在《读通鉴论》中所评价：“当时言无不尽，而治得其理。”可见，唐太宗时出现的“商旅野次，无复盗贼，囹圄常空，马牛布野，外户不闭”的昌盛局面，也是与唐太宗从谏如流分不开的。
而反观中国古代的许多昏暴之君，之所以败国亡家，也往往与朝纲独断、拒谏饰非有一定关系。《国语・周语》称：西周厉王暴虐奢侈，以杀“弭谤”，对批评其过失者，格杀勿论，终使“国人莫敢言”。辅臣召公切谏，厉王也置若罔闻，最后导致国人叛乱、自己流亡的不幸局面。强秦之所以二世而亡，一个重要原因也是秦始皇和秦二世独断专横，骄恣拒谏，任用佞人，阻断言路，最终导致宦官赵高欺上瞒下，指鹿为马，把秦政权拖向死亡之路。这正如《盐铁论・论诽》所评论：“塞士之途，壅人之口，道谀日进，而上不闻其过，此秦所以失天下而殆社稷也。”隋炀帝不仅昏淫残暴，而且刚愎自用，“疾谏如仇”，公然宣称“我性不喜人谏”（《资治通鉴》卷182），于是撤废谏官谏议大夫，从制度上堵塞了大臣进言之路。对于那些敢于拿生命作赌注直言切谏的人，隋炀帝动辄降职罢官；而对那些阿谀之人，他又视为心腹，屡加擢升，从而使官风迅速败坏，一发而不可收拾。但他也很快就自食其果，亲手断送了大隋江山，自己也做了亡国之君。
历史告诉我们：统治者虚怀纳谏是盛世的序曲，骄横拒谏是亡国的前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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