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人这样说：“生活让我变得像一只陀螺，最初是被一种外在无形的力所鞭打，不断地旋转，后来即便没有了这股力，我发现自己也停不下来。在高速的旋转中，我丢失了许多东西”。不知不觉中，我们迈进了一个“浅阅读然而，梁晓声仍然“不合时宜”地坚守着理想主义写作理念：为了对抗当下媚俗的韩流和官场小说，他不惜自己为难自己，创作《伊人，伊人》和《欲说》，对那些“陈腐得都快成一锅馊粥”的题材，做出完全不同的处理，不是去迎合大众的阅读趣味，而是试图去影响、改变大众的阅读趣味。
梁晓声在《欲说》中精心设置了一个“二十四小时”的时间跨度模式，让故事在年三十之夜发生，在随后的二十多个小时，惊心动魄、分秒必争……但同样，他又在书中切入了十九世纪法国小说式的大量内心独白和心理分析。而这一点，是引起人们争议最多的地方。
对此，梁晓声指出：“我的小说不是写给所有人看的。我认为起码有一种小说并不仅仅靠一个有头有尾的故事才具有可读性。大段的议论和心理剖析，这也正是我要提供的一种可读性。我想读者最终会理解我的这种真诚的固执的。”这种“真诚的固执”，缘自于梁晓声对现实生活的理解。他把社会现实生活视为多层次的“三明治”，由显现实和隐现实组成。许多人的人生也有显现实和隐现实表现。他试图给读者切开一种横断面，将显与隐一并显现。
这种“真诚的固执”，也缘于梁晓声对当代小说创作现状的担忧：“现在无论是历史题材还是现实题材小说，作者都会将权力博弈的方法及内容融入小说中，似乎只有这样才能吊起读者的胃口，可我就是不喜欢看。因为这些权谋的内容既不能用到现实中，也会侵害读者的心，我希望修身养性的小说多一些。”
具体到《欲说》这样一部涉及反腐题材的小说，通常的处理都是写事件、写交易、写案件侦破的过程这些显现实，而《欲说》着重写的是人物在进入事件之前的种种动机和性格，这是一个隐世界。他所想表达的是，在钱权背后，那些官员和商人的内心世界是怎样的？他们会恐慌吗？恐慌之后会怎样寻求安宁和解脱――在事情发生过程中每个人是如何思考的。
在坚持理想主义写作理念的梁晓声笔下，“不真实”、“假”的情况也有：《欲说》中把省委书记刘思毅写得太雅，他身上的文人气息甚至压倒官员的一面，就让许多人觉得不真实；《欲说》中把贪官赵慧芝写得太好，梁晓声在写她恶的方面只用了很少的笔墨，却用了大量写她对于爱情的忠贞、对婆婆的恪尽孝道等人性的闪光之处；《欲说》中的草根老板王启兆，梁晓声不是把他塑造成我们通常认识中的“奸商”，而是把他塑造成了一个有情有义、勇于承担责任的“灰色英难”；《欲说》中王启兆与郑岚之间本是典型的“大款与小秘”之间的情爱故事，而在梁晓声的笔下，这个情爱故事却由最初“欲爱”的结合，最终达到了“灵爱”的情感升华……
对人物做这样的处理，恰恰缘于“把人写坏，是需要想像力”，而他缺乏这方面的想像力，恰恰缘于他“总是希望自己能尽量发掘、看护人性中善良和温暖的部分”，尤其是今天这个对理想淡漠的时代，梁晓声在自己笔下的人物身上，赋予了理想主义的光环，试图唤起深藏在我们心底的、对理想的渴求和信念。
在当代这个快餐文化盛行的背景下，在浅阅读、浅写作、浅出版越来越强势的大潮中，梁晓声坚持理想主义写作的种种努力，如同塞万提斯笔下的堂吉诃德，在同“浅阅读”、“浅写作”的大潮做着似乎无望的斗争，梁晓声的种种努力，显得是那么的软弱与无力。然而，可贵的是，梁晓声在遇挫后不但没有放弃，而是遇挫弥勇。
《欲说》梁晓声著东方出版中心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