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说暨南学堂的创办是20世纪初叶特定历史条件下的产物,那么今天的暨南人在回顾当初的创业情形和百年来华侨教育所走过的曲折艰辛时,就不能不提及特定历史条件的特定人物。
两江总督端方(1861―1911)作
一、端方其人
《清史稿》:“端方,字午桥,托忒克氏,满洲正白旗人。由荫生中举人,入赀为员外郎,迁郎中。”清末郑孝胥在评论时人说:“岑春煊不学(学问)无术(权术),张之洞有学无术,袁世凯不学有术,端方有学有术。”最能体现端方才干的还是他在政治、经济、文教诸多方面的思想和实践。
与那个时代倡导变革的其他改革者不一样,地方总督的身份给了端方更多改变现实的机会。“光绪二十四年,出为直隶霸昌道,京师创设农工商局,徵还,完局务。”“二十八年,摄湖广总督;三十二年调江苏,摄两江总督。”“寻调湖南,颛志兴学,资出洋学生甚众。”“逾岁,召入观,擢闽浙总督,未之官,诏赴东西各国考政治。既还,成《欧美政治要义》献上,议改立宪自此始。三十二年移督两江,设学堂、办警察、造兵舰、练陆军,定《长江巡辑章程》,声闻益著。”
凡此种种,端方留给后人印象最深的恐怕就是他在中国近代教育上的建树了。在任职鄂、苏、湘等省期间,端方“锐意新政,所至以兴学为急。在湘遣出洋游学学生尤众,宾礼耆硕,调和新旧,湘人士多颂之。”
二、创办暨南学堂
在晚清的封疆大吏中,恐怕少有人像端方那样重视教育的近代化了。这一点我们可以从他主政各省的政绩得到明证。光绪三十四年正月初九(1908年)端方在《为设居筹办江南地方自治折》上说:“上年降旨宣布宪政,顾议院言论之得失,全视议员程度之高下……非教育普及则民智何由启发?”正是带着开启民智的信念,端方积极谏停科举、广建新式学堂、派遣留学生。作为百年来中国华侨教育标志性产物的暨南学堂正是端方心血之一。
端方为暨南学堂的创办作出了主要贡献,虽说暨南学堂的创办和中国近代华侨教育的兴起是特殊历史潮流下的产物,但是没有端方就没有暨南学堂。1906年当远在南洋考察宪政的钱恂致电端方表达南洋华侨回国读书的热忱后,这位开明的满洲贵族旋即上书朝廷招收海外侨民回国读书:“如有愿送子弟来宁就学者,并当一律收取,以宏教泽而系侨情。”清廷准其所奏,当时端方本无设专门学堂的打算,考虑到教学和管理的需要,于是在南京薛家巷(今汉口路)筹办暨南学堂招收侨生。
探花出身的江宁提学使陈伯陶(1855-1930)受端方委派,负责筹建学堂事宜,在给学堂命名时,他考虑到学生主要来自南洋,遂引用《尚书・禹贡》“东渐于海,西被于流沙,朔南暨,声教讫于四海”中“朔南暨”给学堂取名“暨南”,端方对这一建议欣然允诺。“声教讫于四海”,亦即将中华民族的优秀文化远播于五洲四海,也就是端方所渴望的“宏教泽而系侨情”,这正是作为暨南学堂的命名人之一端方对暨南寄予的厚望。
1907年3月,首批侨生抵达上海,同年3月23日,暨南学堂正式开学。端方委派温秉忠为学堂总理,郑洪年为庶务长。考虑到侨生“初回内地,语言骤难合一”,端方为他们“延订教习,分科教授,派员管理”,强化训练国文及各项基础学科的教育。暨南学堂创办之后,端方一直关心学堂的成长与发展。为了因材施教,光绪三十四年(1908年)四月,端方上书朝廷将补习性质的暨南学堂改为中学,并附设高等小学。针对早期暨南学子大多只有十三四岁的状况,在对侨生的生活关怀备至的同时,端方在德育教育方面一直严格管理,目的是为了培养学生的综合素质,塑造良好的教学风范。
三、结语
作为一个思想开明、沉着干练的满清权贵,端方对这个国家的落后之处有着深刻的体验。与李鸿章、张之洞等洋务派不同,端方摈弃了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观念,对中国传统政治制度的痼疾有着清醒的认识;与康有为、梁启超等改良派不同,端方清楚地看到这个社会最缺乏的是变革的基础,主张通过教育来开启民智,借以改变整个社会风气;与孙文、黄兴等革命党不同,端方虽然赞同全面学习西方,但是他主张通过温和的方式来变革中国社会。
辛亥革命的浪潮早已沉寂,这个站在满清阵营的改革者一直备受争议。唐诗云:“潮打空城寂寞回”,历史的地平线上,我们看到的是一个孤独的背影。但是作为暨南大学的创办人、中国近代华侨教育的拓荒者,端方在暨南大学的校史乃至中国教育史上又是一个不可或缺的坐标。今天的暨南人在回顾百年暨南所经历的艰辛历程时就不能忘记端方这样一个特殊的历史人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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