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于大多数人而言，东北沦陷区文学是一个空心的概念。很长一段时间，只有一些人数少得可怜的专业研究者对那一段历史和文学现象保持着断断续续的关注。在不算短的岁月里，似乎只有东北出身的萧红以及萧红的作品才从上个世纪80年代开始，中国现代文学研究在开始了一种整体研究的同时，另一个分支――区域性文学研究也风起云涌。对东北沦陷区文学的研究，大抵始于这个阶段。此间陆续取得了一些成果，包括对沦陷时期东北女作家的研究。但无论是研究成果的数量还是研究的深度，都与这一时期文学的复杂形态和文化历史价值不成比例。正是在这个意义上，刘爱华的《孤独的舞蹈――东北沦陷时期女性作家群体小说论》的问世成了一个看似平淡、却很有意味的话题。尽管对萧红、梅娘等人的作品研究已有了相当的成果，但从女性关怀的角度，把沦陷时期女性作家群体放在特定历史文化背景下做序列性的思考，却很是鲜见。在这一点上，《孤独的舞蹈――东北沦陷时期女性作家群体小说论》以其独特的视野显示出与众不同的价值。
作者从女性作家的群体出发，深入到作家的生活、创作和文本的细部，展开女性心理世界和艺术境界的研究视野。作者认为“女性的天空是低的”，如果说，在沦陷区的文学中，女性文学是一种带着枷锁的跳舞，那么女性作家则在沦为奴隶的苦痛中同时经历着传统的人伦的磨难，性格与心态的扭曲，造成多重苦难。就此而言，在文学中，拨开层层云雾，还原历史真实，就显得更为纷繁复杂。
根据有限的史料，作者相当艰苦地在东北沦陷时期历史和文学，尤其是女性文学的沿革中小心翼翼地穿行，知微见著，剥茧抽丝，着力于理清东北沦陷区文学与整个现代文学的联系与特性，进而定准东北女性作家群在全国女作家中的位置。而对萧红、梅娘、白朗、吴瑛、但娣等作家细腻翔实的个案解读，更显示出作者走近历史的努力。研究视野的相对开阔和切入角度的独特，使得《孤独的舞蹈――东北沦陷时期女性作家群体小说论》拥有了一种用心体察那远去年代一角的斑驳的历史厚重感。应该说，作者把萧红、梅娘、白朗等作家的小说放到东北文学的视野中进行考察，能够更加深刻地感受到这些流亡女作家内心深处的情感，并使得这些女作家们在其作品的字里行间到处洋溢着的东北情结有了具体生动的依托。而在东北的女性文学与整个中国现代作家间进行共时性的比照中，把东北女性作家与冰心、陈衡哲、凌叔华、林徽因等一系列作家联系起来，使人清楚地看到，东北沦陷区女性作家的创作并不是一个孤立的文化现象。也就是在这个意义上，萧红与丁玲、梅娘与张爱玲，乃至萧红与鲁迅笔下小说的母题，都会透过或隐或现的艺术脉络联结起来，令人省察到其间个性鲜明、风格迥异的艺术情趣。
任何研究成果的问世和研究的深入均不可能离开研究者自身视角的挪移。《孤独的舞蹈――东北沦陷时期女性作家群体小说论》包蕴着女性研究者特有的细密观察和情感投入。这种研究者和研究对象之间的深层次情感沟通应该更有价值。东北沦陷区文学研究之所以起步较晚，有其特定的内在和外缘因素，其间东北沦陷区历史的复杂状态着实让人大费踌躇。面对这样一种现象，以用心感悟这种心灵对话的方式或许更能最大限度地贴近那复杂历史现实下的孤独心灵。基于这样一种情怀，作者注意到，“萧红体”的小说范式是以不可复制的独特魅力留在文学史上的，而“白朗内心始终横亘着一个冲突的女性世界，因为她的作品常常是客观写实与主管抒情并驾齐驱”，梅娘则是“以对男性世界的嘲讽和批判达到了‘女性关怀’的极致”，吴瑛“作为‘送葬的歌手’，更醉心于描写‘老中国儿女’”，但娣则“以诗一般的氛围和情调写下了下层人民的辛酸苦辣”。这些概括也许不一定准确和恰当，但作为一个研究者的良苦用心是不难发现的。或许正因如此，书稿的部分章节陆续发表时，便引起了学界的重视。例如，《新华文摘》便摘编了作者关于梅娘的主要观点。
《孤独的舞蹈》刘爱华著北方妇女儿童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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