郑洪年（1876―1958）广东番禺人，少中举，能诗文，曾师康有为，继就读于广州广雅书院，两江政法学堂毕业后历任国民政府要职。他参与创办暨南学堂，任暨南学堂的首任堂长和国立暨南大学的第一任校长，是我国著名1906年，清政府在南京创办了暨南学堂。郑洪年积极参与创办工作，并被任命为首任堂长。他曾将暨南的使命概括为八个字：“中华文教，远暨绝域”。为此，学堂开设了十门课程：修身、国文、经学、算术、英文、图画、历史、地理、乐歌、体操，既重点讲授中华民族的传统文化，也学习外国文化科学知识。
郑洪年在为暨南学堂奠定基础后，另调政府部门它用。但他仍然热心和支持教育事业。辛亥革命爆发后，暨南学堂无人主事而停办。郑洪年曾通过当时教育次长董鸿?，多次向当局提出建议和催促尽快恢复暨南学堂。复校后的暨南学校于1922年成立校董会，郑洪年出任校董。1927年，再次担任暨南学校校长。他深感肩上责任重大，认为“暨南学校所负之责任绝非海外任何事业所能比拟。”上任后不久，他就对学校的建设和发展作了通盘的规划，计划将暨南学校扩充为一所完全大学，以期从质量上成为华侨之最高学府，使华侨子弟得享世界最高深的知识与祖国优美的文化，以为他日参加祖国一切运动及提高华侨地位之准备；同时极力改革刷新旧中学堂，使它充实，能与大学部程度衔接；设立南洋及美洲文化事业部，开展南洋问题和华侨问题研究。计划将暨南扩充为三部鼎立、六院俱备的华侨最高学府，得到了教育部的批准实施，国立暨南学校改组、升格为国立暨南大学。
郑洪年把建设一支高水平的教师队伍摆在突出位置。他说：“任事之初，以集中人才为先图，其学有专长，德行足为学子表率者，无远近皆以礼先之。”在任期内，他广罗人才，延聘了大批著名教授学者来校任职任教，如杨汝梅、叶渊、潘序伦、陈钟凡、夏?尊、叶公超、梁实秋、瞿俊千、张耀翔、许德珩、孙寒冰、洪深、张君劢、沈从文、周建人、张世禄、夏衍、罗隆基等。延聘的教员中，留学国外并获得博士学位的有19位，获得硕士学位的有26位。可谓人才荟萃，阵容鼎盛。
郑洪年在学术上兼收并蓄，允许各种学派、不同团体观点，各抒己见，自由阐发，让学生独立思考，判断抉择；经常邀请名流名家到暨大演讲，如鲁迅、蔡元培、马叙伦、李达、胡适等都应邀到暨大演讲；倡导和支持学生组织学术团体，进行学术研究，形成了生动活泼的学术气氛。
郑洪年十分重视南洋问题和华侨问题的研究。在他的倡导和筹划下，南洋文化教育事业部于1927年9月21日成立，与大学部、中学部鼎足而立，是暨南作为华侨最高学府的重要特征之一。郑洪年亲自兼任该部首任委员长（后改为主任），并聘任了刘士木、李长傅、王旦华、钱鹤等一批著名专家学者到该部从事研究工作。在南洋问题和华侨问题研究方面做了大量开创性的工作，出版了学术刊物《南洋研究》、编纂了《南洋丛刊》，编印了《海外侨讯》等刊物，取得许多重要的研究成果，为国内外所瞩目。
郑洪年还通过南洋文化教育事业部，积极指导，大力推动南洋华侨教育事业的发展。每年派人赴南洋调查考察，多次寄表格给南洋各埠的中华会馆和华侨学校进行书面调查，并编印《南洋华侨学校之调查与统计》一书。1926年6月，暨南大学主持召开了我国历史上第一次南洋华侨教育会议。会议讨论了有关华侨教育的方针、内容、教学大纲、教材管理体制等问题，对南洋近千所华侨学校和数以万计的侨校师生，起到了“勉励、督促、扶助”的作用，也有助于南洋华侨教育界的“精神统一”。同年11月，郑洪年以主席身份参加国民党中训部召开的南洋华侨教育会议。在会上他阐述了华侨教育的特殊意义，介绍了暨南大学创办和发展的历史概况，强调“今后政府对于华侨教育应确定方针，扶助指导发展”。
郑洪年致力于华侨教育，其目的不是为教育而教育，而是为了改变华侨的处境、提高华侨的地位。他说，创办和发展华侨教育是“冀以教育手段俾成学术化拯救海外数百万侨胞于水火，达到平等自由”。他任暨大校长期间，殚精竭虑，艰苦擘划，大力推进学校各项建设。为了办好暨南大学，他“对华侨教育无日不在研究改进之中”，本人还给学校捐建了一座洪年图书馆。这一时期是暨南大学办学规模迅速发展，在校学生人数最多，教学水平显著提高，学校对外影响日益扩大的时期。
1934年1月，郑洪年辞去暨大校长职务，赴南洋考察华侨教育，“八一三”事变后旅居香港。当时暨大校舍毁于战火之中，迁入上海公共租界，华侨学生前往求学已十分困难。郑洪年感到急需另设学校，为海外华侨青年提供学习机会，于是便在香港创办华夏学院、汉华中学。这两所学校除招收本地学生之外，也招收了不少海外青年入学。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