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篇的话:近日,由有关部门组织的100名科技和文化领域知名专家参加的高级专家理论研究班顺利结业,取得了圆满成功。对建设创新型国家、培养造就大批高素质创新型科技人才,高级专家们不仅有高屋建瓴的主张,也发表了很有见地的意见。为此,本报从今天起推出了《两院院士谈创新人才》专栏。―
―编者
杨玉良中国科学院院士、复旦大学副校长。先后获得国家科技进步二等奖、全国高校科技进步一等奖、教育部科技进步一等奖和中国石化集团科技进步一等奖。 |
回望历史,大力弘扬科学理性精神
采访中,杨院士特别提到了科学史经典名著――《科学的历程》。起源于古希腊数学和自然哲学思想对欧洲近代科学发展的巨大推动作用,催生了工业文明,并发展成为无国界的人类共同文化。那么,是什么原因阻碍了中国近代科技的发展脚步呢?杨院士指出,长期的封建统治以及思想禁锢,直接导致了我国创新思想和理性精神的缺失。自古以来,人们推崇的是书法、绘画以及诗、词、赋等文学作品,重视的是个人感受和感观体验。而体现理性精神和科技思想火花则一律被视为奇技淫巧、雕虫小技,为人们所忽视。
尽管从商周战国时代开始,我国就有逻辑学、思辩以及理性思维的滥觞,可在皇权神授的封建社会传统力量作用下一直难以发展,理性精神难以扎根;尽管我国发明炸药已有1000多年的历史了,鞭炮、焰火燃放至今,却没有诞生爆炸力学这样的科学体系;我国最先发明的风筝,迄今已有2500多年的历史,也没有催生出空气动力学……古代的文明之花,并没有结出华夏科技的硕果。对此,杨院士颇感遗憾。
科学思维和理性精神真正落地和扎根,是在新中国成立后。回顾建国50多年来的发展,杨院士感到我国已经有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可是,近年来我国科技、教育界普遍存在浮躁之风,杨院士对此忧心忡忡。他说,这不仅有违深入研究、不断创新的进取意识,也缺乏尊重规律、探微求真的严谨态度,更与锲而不舍、追求真理的科学探索理性精神相去甚远。
面对世界日新月异的高科技发展,当务之急是要不断强化培育科学家的创新意识和社会责任感,同时大力弘扬理性精神。这就是杨院士的最大心愿。
着眼未来,造就融会贯通的优秀青年科学家队伍
一段时间来,国学开始受到重视,这本是一件好事。可是,让杨院士费解的是,人文社会学家和自然科学家却各执一端,争论不休,甚至片面夸大和强调各自的重要性。
这在国外几乎是不可能发生的事。可是,由于教育过于专业化和功利化,在我国,搞自然科学的不懂人文科学、社会科学,搞人文、社会科学的不懂自然科学的比比皆是,甚至经常会发生一些令人啼笑皆非的事。
为此,杨院士特别提到1989年度的诺贝尔医学奖获得者――哈罗德・瓦穆斯(HaroldVarmus)教授。他是世界公认的反录病毒和癌基因方面的权威,可是,他的简历却耐人寻味:1955年进入阿默斯特学院,取得文学学士学位,并被授予文科硕士。1966年在哥伦比亚大学获医学博士学位。先后在美国国家卫生研究院、加里福尼亚大学以及美国癌症学会等做研究工作……
在一些科学发达的西方国家,类似的例子不胜枚举。据杨院士介绍,最近有人对近5五年的诺贝尔奖获得者的学科背景所作的统计发现:物理学奖中出自于非物理学科科班的获奖人占20%;化学奖中占57.1%;而在医学(生理学)奖中则高达84.6%。由此可见,对于复杂性程度越高的学科,获奖人的学科(或跨学科)背景尤为突出。
之所以会出现这种现象,主要是由当代科学发展的自身规律所决定的。现代科学技术越来越趋于复杂和综合,许多重大科学成就都来自于交叉和边缘学科,科学和技术的互动、渗透等等,构成了当今科技发展的新特点。所有这些,必然对我国的自主创新和青年科技创新人才提出了更高的要求。
通过上面的例子,杨院士强调,科学家需要更多的人文科学、社会科学的知识,而人文、社会学家也需要增加自然科学的素养。他要我们注意美国的“宽口径”广博教育。如哈佛大学早就规定,大学生入学后都要学习“七艺”,即文化、逻辑、修辞、几何、天文、数学、音乐、语文、人文、社会和自然。这样,通过“广博教育”培养出来的学生具备广博的知识,融会贯通的思考能力,能够在整个人类知识体系的框架中来认识某一门类的专业知识。因此,学生可以在没有太多知识障碍的情况下选择自己所热爱的专业领域。
科技创新人才的培养是一个系统、复杂的工程。对目前我国高校人才培养,杨院士有自己的看法:高中生考入大学后,立即被分入几十个专业面十分狭窄的院和系,就如同被领进了一条条相互分割的胡同。更有甚者,有的在中学就划分理科班、文科班。这样培养出来的人,充其量只能“管中窥豹,只见一斑”,缺乏明显的创新能力。长此以往,对我国科技创新培养将产生极为不利的影响!
为此,杨院士呼吁,培养杰出科学家和青年科学技术群体,是建设创新型国家的战略选择。从现在开始,我们要在大学阶段打好基础,实施“广博教育”,培养出一批具有深厚人文关怀、创新意识和理性精神的青年科学家,为建立创新型国家提供强大的人才支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