何炳松（1890―1946），字柏丞（臣），浙江金华人。我国著名爱国人士、史学家、教育家、编辑学家。留学美国，获普林斯敦大学研究院硕士学位。回国后，历任北京大学、北京高等师范学校教授，商务印书馆编译所所长1935年6月，国民政府教育部任命何炳松任国立暨南大学校长。当时，何炳松可以称得上是临危受命，一方面日本侵华加剧，战争已经迫在眉睫，另一方面，暨大学潮迭起，无人出掌暨大，校务处于风雨飘摇状态。何炳松目击时艰，毅然应命。在1935年9月12日开学典礼的讲话中，明确提出了办学的指导思想和培养目标。他说：“我们要造成复兴民族之斗士，不要造成争权夺利之政客。况且暨南比其他大学另有特殊之使命，将来本校毕业同学必须能面向海外发展，能在外界立足。”“为复兴民族着想，为海外华侨的发展着想，必须要加倍努力的用功，以求造就将来有益于国家社会之人物。”为达此目的，他确立了三项方针，即学术标准化、财产合理化、团体生活纪律化。
为了办好暨南大学，何炳松校长邀请了著名的专家学者来校任事。尤其各院系主要负责人阵容，均一时之望。如周予同教授兼任教务长、郑振铎教授兼任文学院院长。当时，全校延聘的著名教授还有周谷城、许杰、郭绍虞、周宪文、张素民、傅东华、陈逵、钱亦石、胡愈之、孙贵定、储凤仪、曹未风、李健吾、孙怀仁、戚叔含、孙大雨、刘大杰、钱钟书、张世禄、董任坚、吴泽霖、吴文?、袁文彰、江之永、陈麟瑞、程俊英等。
其时暨大办得颇有起色，社会舆论对暨南越来越看好。1936年1月《东方杂志》刊载文章评论全国各类高等教育机构时，交通大学校长黎照寰认为“广州的中山大学，上海的暨南大学，武昌的武汉大学，北平的清华大学都像春花怒放，成绩斐然”。何炳松校长表示：“因全校师生的一心一德，共同奋斗，不特校务渐入正轨，学术空气也日趋浓厚，凡是爱护本大学的人，无不奖勉有加，甚至把本大学和清华、武汉、中山等大学相提并论，我们全校师生感愧之余，自当格外努力，期于最短期间，把本大学造成一个名副其实的高等学术研究的机关，希望能为国家造成若干健全青年。毕生从事于学术救国的工作。”
正当暨大校务蒸蒸日上的时候，1937年上海发生“八一三”事变，真如校舍毁于战火之中，暨大迁入租界。为应付险恶局势，他未雨绸缪，自迁入租界之日起，一直筹划内迁事宜。先拟址南昌西山，后获教育部部长王世杰指示继续在沪维持。校方鉴于抗战爆发后形势变幻无常学校侨生锐减，遂于1939年6月和11月两次请求在昆明筹设分校，但仍为教育部所拒。1941年夏，考虑到太平洋战争势不可免，上海租界不能保全，当年6月何炳松校长遂派周宪文、吴修赴福建建阳筹设暨南大学分校，以作他日全校内迁之需。建阳分校11月正式开学，长达四年筹策内迁的计划终于得以实践。12月8日太平洋战争爆发，日军攻入租界，他与全校师生一起，上完“最后一课”，即组织迁校。
自1942年1月起，师生自沪经杭州、金华、江山、浦城到建阳。1942年夏暨大总校迁闽完毕，暨大建阳分校名义遂被取消，9月各院系在建阳全面复课。暨大南迁是抗战时期中国教育史上的一个奇迹，正如时人所评：“上海的高等学校众多，真正能够排除万难，迁校成功的只有暨南大学一所。这不能不归功于何炳松校长的爱国热忱和坚韧不拔的毅力，以及师生员工不怕艰苦，团结在校长的周围，共同克服困难的决心。”
在建阳山区，物资匮乏，疾病丛生。但何炳松校长与师生同甘苦，克服重重困难，坚持办学四年有余。这一时期，暨大的光荣爱国传统和民主办学精神得到进一步发扬光大，为复兴民族和海外华侨的发展培养、输送了大批人才。
1945年8月抗日战争取得胜利，何炳松校长对复迁上海工作高度重视。早在9月30日，何炳松校长在前往上海筹划复迁工作前就决定设立暨南大学迁校委员会，由临时主持校务的文学院院长兼代校长沈炼之负责。在何炳松撰写的《对于全国高等教育机构复员及国立暨南大学复员之意见》中，他对战后暨大的复迁与发展工作绘制了蓝图。对复迁后的临时校址、学院和南洋研究馆的扩大、各院系增设南洋问题的必修课和侨生先修班增设等问题提出了设想。学校还拟敦聘一批名师。1946年4月开始迁沪工作，于6月全校迁沪完成。暨大又开始了一个崭新的发展时期。
然而何炳松校长却因积劳成疾，于1946年7月25日在上海病逝。他的逝世是整个暨大和教育界的一大损失。郑振铎在悼念文章中说：“他的失去，使我们非常伤心，像这样心胸广大、宽容、开明的人，在如今黑暗而窄狭的世界上还有谁呢？特别是我们在时时受他暗中庇护的朋友们，都有一种茫茫之感！”著名学者顾毓秀撰挽联说：“八载辛劳身殉文教，三千桃李泪满江南。”他担任国立暨南大学校长11年，把暨大办成了一个颇具影响和特色的著名高校，在暨南和教育史上写下了光辉的一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