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7年8月,25岁的东史郎应召入伍，在即将离别故土踏上屠杀中国人民的征程之际，他母亲送给他一把匕首，并郑重冷静地对儿子说：“这是一次千金难买的出征。你高高兴兴地去吧！如果不幸被支那兵抓住，你就剖腹自杀东史郎在日记中又写到：“母亲的话让我多么高兴。我觉得母亲特别伟大。我在心中坚定地发誓――我要欣然赴死！”
东史郎是日军第16师团步兵第20联队上等兵，曾参加攻占上海、南京、武汉等大战役，1939年因病回国。1944年他再次应召参加侵华战争，直到日本投降。东史郎是大学肄业生，有较高的文化素养，他把战争期间的经历见闻详细记录了下来，计有37万字。出于对战争的反省，东史郎晚年在中国和日本分别出版了战争日记，引起很大反响。日本右翼攻击他是叛徒、旧军人的耻辱，攻击东史郎日记中有捏造和诬陷，使他不得不数次走上法庭，而多家日本法院竟都判他败诉!
我相信，中国读者读这部半个世纪前侵华日军的日记，一定会有非常复杂的感受。
当年，东母的送别之言给了东史郎很深的影响，他在日记中写道：“和平之神只能与战争之神同行。希特勒说，正义即力量，唯有力量才是正义。一切无非是弱肉强食。不管与我国敌对的是释迦还是基督，是孔子还是孟子，或者是穆罕默德，只要处于敌对位置，我们日本人便断然击毁他。”
多么可怕的思维和逻辑！只有日本，只有“大和民族”，没有人类，没有世界。军国主义精神浸透了日本国土，浸透了国民的灵魂，造就了这样“伟大”的母亲和这样“勇敢”的儿子。东史郎的残忍和勇敢有他母亲的支持，有和他母亲同样心态的大量日本国民的支持。母亲鼓励儿子去赴死，在人类中是极为罕见的现象，东史郎把母亲看作是伟大的，当时的日本社会也把这样的妇女看作是伟大的。军国主义宣传机器大肆宣扬这样的“榜样”，塑造这样的国民。军国主义需要大量的心甘情愿的牺牲品，东史郎和东母就是这样的牺牲品。疯狂的军国主义需要疯狂的人民，战争动员是如此彻底，举国狂热，人性被纳入一架惨无人道的战争机器。
东史郎与战友在征战途中偶然遇到几位中国青年，连身份都懒得搞明白，就决定杀死他们。一位女青年紧紧抱住一位男青年(大概是她的未婚夫)，日本人强行拉开他们，把男青年刺死了。女青年拍着自己的胸膛，要求也刺死自己，日本人果真就一刀刺死了她。东史郎在日记中感慨：“支那也有如此忠于爱情如此优秀的女人啊！”而他们的逻辑是，越是优秀，越要杀死他们，因为他们是“敌人”。
东史郎从狭窄的岛国进入广袤的大陆之国，在日记中，他不停地表达对中国各地自然美景的陶醉之情，始终保持着对自然美的感受能力。但却在日记中写下这样的话：“支那人不如一头猪，猪还可以杀了吃肉，支那人却什么用处都没有。”既能流连美景又惨无人道，东史郎被军国主义者塑造成了这样的杀人工具。
我相信，生活中东母也是一位善良的母亲，但她又是残忍的母亲。这样的母亲的“精神状态”在战后没有得到清算和反省，军国主义毒素不但没有从全体国民中清除掉，反而有蔓延嚣张之势。小泉之所以敢于不顾中国和亚洲各国的强烈抗议，我行我素屡屡拜“鬼”，也是因为有此“群众基础”。一些右翼分子甚至说：日本政府阁僚应更加频繁地参拜靖国神社，直到让中国人习惯日本的参拜而不再抗议为止。
中国人民当然永远不会习惯！而且如果他们不思悔改，我们就永远不原谅!
日本民族长期困守海岛，从岛屿看世界，“日本是日出之国，天下第一国”，由此而形成的民族观、历史观和宗教观。有一种根深蒂固的“皇国史观”，却缺乏人类观念、世界眼光。时至今日，日本国民仍未能放弃“以己为中心”的认识观，往往只把自己看成战争受害者，而很少想到自己首先是加害者。二战后的德国，对纳粹主义进行了全民反省，可以说纳粹主义生存的土壤已不复存在，德国以负责任的大国形象在世界上重新站立了起来。日本则与此截然不同，在不认罪上可说是百教不醒、顽固不化。因此，虽然早已成为经济大国，但在国际上、特别是在亚洲国家中，仍是一副灰色的乃至令人厌恶的形象，这完全是咎由自取。
当年在日本，东母被看作是“伟大”的；今天在日本靖国神社中的甲级战犯，仍被一些人看作是值得后代尊崇的为国捐躯者，这都是基于同样的国民精神。这种精神一日不除，日本军国主义的阴魂就一日不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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