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一直在想：年龄相差了一个甲子，并非出身理工科的我们，该怎么来叙述叶培大，这位91岁的中国科学院资深院士？
脑海里，有两个叶培大。
有时候，他那么突出，独一无二。他的才华、成就，他的行事风格、举止作派……都带有鲜明的“叶培大”标志。
有时候，他又模糊了，仿佛只是群像中的一个，隐身在汹涌澎湃的长河中。那群像，我依稀辨得，是那一代的科学家、教育家，无数让人景仰、抑或被人淡忘的名字。那长河，我知道，是中国的百年风云。
最终，我决定：还原叶培大，还原一位科学家90年来与家国命运千回百转、惊心动魄的关系，还原一位教育家与讲台、学生割舍不断的情缘。
――题记
纵坐标：山河岁月
在“百度”上输入“叶培大”，指尖敲击回车键的一瞬间，屏幕上出现众多信息。右上角提示：“搜索到相关网页约5760篇，用时0.54秒。”排在最前面的一篇文章是：叶培大，奠基中国信息高速公路的前行者。
这真是奇妙的一瞬。
当信息高速公路改变了中国人的生活，当“叶培大”的名字与互联网以这种方式相逢时，不能不令人思绪万千。
《圣经》开篇曰：“上帝说要有光，于是就有了光。”
光。一种明亮。一种启示。一种速度。一种通讯媒介。
从无线电广播到微波通信到光纤通信。从电台到电话到网络。91岁的叶培大与中国通讯事业同行，与他满天下的桃李同行，与光同行。
叶培大宣誓入党。
翻阅叶培大的影集，仿佛走过悠远的岁月长河。
青年时与同学在湖边泛舟的意气风发。中年时与同事们研讨课题的沉稳庄重。花甲之年给研究生上课时的神采飞扬。耄耋之年主持国际会议时的华发笑颜……
这不仅是叶培大的个人影像历程。一位亲历中国近一个世纪风云的科学家的人生、事业、心灵轨迹，尽在其中。
一个人与一段历史。个人命运与家国命运。在那一代知识分子身上，这二者的关系总是演绎得如此千回百转、动魄惊心。
赴美途中欣闻日本投降
1945年8月的一天，一艘军舰航行在茫茫大海上，前方就是目的地纽约了。一群公费赴美实习的留学生聚集在甲板上，闲谈、沉思。
这时，广播里传来一条消息：日本天皇裕仁宣布无条件投降。
鸦雀无声。几秒钟后，才仿佛回过神来，甲板上，一片欢呼声响彻云霄。
这其中，有一位高高瘦瘦、星目剑眉的年轻人，他就是叶培大。
1915年，叶培大出生于上海南汇县的一个书香世家。20世纪二三十年代，叶培大接受了严格的教育，并做出人生的第一个重大选择：放弃“文学梦”，矢志从工。
1938年，叶培大毕业于北洋工学院电机系电讯专业。他的大学生活，与民族命运一样多舛：大学四年级，因平津沦陷随学校迁往后方，一路上，日机在头顶盘旋，遍野是逃亡百姓。
1940年，叶培大已是重庆中央广播电台的技术人员。在日机的狂轰滥炸中，在电台的地下工事里，他和同事们将对国家的责任，化作艰苦、熟练的工作。正是通过这个技术平台，云集山城的各国记者向全世界及时发送电稿，傲然传播中国人民不屈的声音。
1945年，叶培大以电信专业第一名的成绩，获得赴美进修机会。那一年，他如同上紧弦的发条，奔波于哥伦比亚大学、美国国家广播公司、北方电气公司……一年学习期满，叶培大婉拒人们的盛情相邀，急不可待地踏上归途。
1949年，叶培大走过了人生最繁忙的十字路口：他婉拒了台湾大学和台湾广播电台待遇优厚的数度邀请。他谢绝了一位美国同行同往美国或香港合作的期盼，决定重返母校北洋大学执教。
2006年夏天，91岁的叶培大老人，用那略带吴语的口音向我们讲述同学少年。
“赴美途中，您听到日本投降的那一刻，怎么想的？”
“那时就想调转船头，回家。”
“您有好几次面临着要不要回国的选择，为什么每次都选择回来？”
“这里有我的祖国。这里有我的家。爱国，我想是我自己、是一个人最起码的品质，不需要更多理由。”回答缓慢，又平静。
让天安门广场都听见
1950年10月1日，建国一周年庆典。在阅兵仪式和群众游行之前，朱德总司令的国庆致词从天安门城楼上传来，清晰地传遍了广场的每一个角落。天安门广场大型广播系统安装成功了！叶培大和同事们热烈相拥。为了这一刻，他们已经夜以继日地工作了几个月。
“我能参加这些工作，得感谢李强。”叶培大说。他是被时任中央广播事业管理局副局长的李强直接点将，参加新中国建立后恢复北京各大功率广播电台等事宜的。当时，李强看到南京江东门广播机房先进的菱形天线网，得知是叶培大设计的后，立即说：“把他调过来！”于是，协助改进北京当时最大功率的广播发射台――双桥电台，参与建设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负责主持全国省级广播电台播音大厦的标准设计……叶培大真忙，他与新中国一样朝气蓬勃。
――这是让人热血沸腾的一瞬。1956年，叶培大被周总理任命为新中国第一所邮电高等学府――北京邮电学院的院长助理。就在这一年，《国家十二年（1956－1967）科学技术发展远景规划》出台，叶培大的主攻领域“无线电电子学”与“计算技术、半导体技术、自动学和远距离操纵技术”并列其中。此后的十年间，叶培大硕果累累：从无线通信到微波技术再到大气光通信领域，他一直敏锐地把研究课题锁定在学科前沿。
――这是让人扼腕叹息的一瞬。1966年，“文革”席卷全国，叶培大被发配到干校，成了“满面尘灰烟火色”的烧火工。
――这是让人心潮澎湃的一瞬。1978年，全国科学大会召开。尚未完全平反的叶培大未能参会，但他倾听着来自大会的一切消息：科学技术是生产力；科技人才的培养，基础在教育……“了不起，厉害，震动人心。胆子大，看得准……”近二十年后提起，叶培大仍激动得蹦出一连串形容词。在这个科学的春天里，这位年逾花甲的长者，也仿佛重获青春。整整十年，国内光通信研究几乎停滞，叶培大着急啊，他跑着追赶流逝的时间……
欢欣的。沸腾的。扼腕叹息的。心潮澎湃的――所有的所有，都汇集成这意味深长的一刻。1985年6月11日，北京邮电学院，130电教室。一百多名师生在鲜红的党旗下高举右拳，庄严宣誓。在众多年轻的面孔中，站在前排中间的一位白发长者格外引人注目。叶培大，这位见证了旧中国的战乱与风雨、经历了新中国的欢乐与阵痛的70岁的科学家，从这一刻起，成为共产党人。
“两个电话一根线”就是通信吗？
今天，电话、手机已成日常用品。然而，回想二十年前，真是恍若隔世。
“通信？不就是两个电话一根线吗？这种小事跟国家现代化能扯上什么关系？”
这是20世纪80年代初，人们对于通信的普遍理解。远程联系靠写信，有急事就发电报，想打个长话恨不得带上饭去排队，人们对这种通信状况习以为常。
即使身为北京邮电学院院长，叶培大也深受中国通信事业滞后之苦。不仅是叶培大。有一次，中央老领导薄一波经过长安街上的长话大楼时，突然想打个电话，中央领导平时打长话是有专线快速转接的，但营业大厅里，人们排着长队，长时间等待――这让薄老心情沉重。
叶培大是从邮电部第一副部长李一清那里听说这件事的。这一小事，催生了一篇重要文章。
1985年4月，《红旗》刊登了近5000字的《通信技术与现代化建设》，前瞻性地预见了移动通信、互联网等技术对人们生活的巨大影响。这篇文章，领衔署名的正是叶培大。
1988年，叶培大与上海交通大学教授张煦领导撰写的“通信合理结构”咨询报告完成，明确提出政企分开、打破专营格局、建立经营权和所有权分离的股份制公司、颁布电信法等建议。这一建议在当时真是石破天惊，引起巨大争议，人们甚至传说叶培大“犯错误”了。但十余年后的今天，回头看中国邮电改革路程，当初的建议正被一一证实。
不仅如此。正是由于叶培大发起，联合王大珩、马大猷等七位中科院学部委员上书中央领导，“863”计划才将“通信”纳入其中。
“当初您身为北邮校长，可说是邮电垄断的受益者。那时提出政企分开、打破垄断，就没什么对自己不利的担心吗？”我问。
“要说担心，也是后怕吧。”叶先生笑了，“那时，想到的就是学科发展，是国家。”
横坐标：讲台春秋
指导研究生做实验。
2005年金秋，有三个关于岁月的数字在叶培大这里重叠：这一年，是他的90岁寿辰。这一年，他已执教65载。这一年，他与北京邮电大学一起走过了50个春秋。
学者陈平原曾提到20年前的大学校园：“每个大学都一样，有一批硕果仅存的老先生。”他这样描述这些“老先生”：大都受过较好的中学、西学训练；大都有一种睿智、人格魅力。老先生晚年焕发青春，让弟子们得以赓续三十年代学术传统，这些弟子后来大都成为各专业领域的顶梁柱。
叶培大正是这样一位“老先生”。
用英文讲莎士比亚的科学家
上世纪80年代初，北邮有门课令人们奔走相告、蜂拥而至――《莎士比亚戏剧故事英文赏析》。
开设这门课的，正是叶培大。
从《威尼斯商人》到《仲夏夜之梦》，从《罗密欧与朱丽叶》到《哈姆雷特》，叶培大操着纯正的美语，神采飞扬、才思纵横。整整一个学期，年轻的工科生跟随叶培大一起，体验了一次美妙的“莎翁之旅”。
其实，在叶培大心中，始终有个“文艺梦”。因此，当国门初开，叶培大深感学习外语、加强国际学术交流之重要时，当很多人认为“学好数理化，走遍天下都不怕”时，叶培大想到了莎士比亚。
那时，北邮的学生是有福的。虽是工科大学，叶培大却一直致力于寻求综合性大学所拥有的浓郁人文气息。他调动各种资源，多方邀请新朋旧识来校举办演出、讲座。著名指挥家李德伦来了，舞蹈家陈爱莲来了，表演艺术家项?来了，还有小提琴家盛中国、琵琶大师刘德海、华裔女作家韩素音……
“您为什么要请这么多文学艺术家来北邮演出、做讲座呢？”我问叶先生。
他回答：“学生要接受通识教育。理工科学生接触艺术，对扩展学生想象力有好处。”
的确，培养具有创新能力的一流人才，一直是叶培大的教育理念。不久前，他看到一篇文章《从2004年诺贝尔物理奖看一流大学的建设》，立刻扫描下来用邮件发给学生。“世界上的一流大学之所以称为一流，除了有大师外，更重要的是有一批从世界范围选拔出来的、风华正茂、思想敏锐的优秀博士生。”这番话被打了着重线，旁边还写了大大的两个字：年轻。
“我想再去实验室看看”
“您这一生，最自豪的事是什么？”我问。
“我这一生做的工作不多。现在老了，走不动了，坐在家里，我有时候也想：我这一生做了什么可以自豪的事情？可以自豪的，是我有这么多的学生。”
也许，他会想起60多年执教生涯的一幕幕。在陕西，刚刚大学毕业的年轻助教初次走上讲台。在天津，放弃出国的丰厚条件留在讲台。在北京，更是在讲台上一站就是50年，讲授过20多门课程，成为我国首批硕士生导师、首批博士生导师，直到华发满鬓……
也许，他的学生会在他眼前一一出现：有著名大学的校长、知名学者，有举足轻重的政府管理者、企业家，有门下桃李芳菲的博士生导师……这还只是他的入室弟子。他大约指导过70多位硕士、博士；至少5000名学生听过他的课；他编写的《微波技术基础》、《光波导技术基本理论》等作为大学的经典教科书，滋养了一代学子。
叶培大离不开讲台。哪怕是兼职，他也一定要站在讲台上。直到87岁高龄，他依旧每周两次登上讲台，用英语为研究生授课。
不仅是言传，更是身教；不仅教学问，更教道德。学生们无不提到先生的人格魅力与大家风范。
“先生是非常宽容大度的人，在我的记忆里，先生从来没有训斥批评过我，更多的是鼓励与关怀。先生教育我们的语言也非常朴实。”学生唐雄燕深有感受。
“你别想偷懒，如果上学期你没有完成任务，本学期先生会不打招呼来检查你。尤其是周末，先生会在星期天的早上到实验室来看你。你还敢睡懒觉吗？”学生郭建恩“心有余悸”。
“我来接年迈的叶先生上课，约好了7点40分在楼下会合，我到了却没人。看看表，7点42分，心里想：我不算迟到吧？往那边一看，先生已走了好远了。先生就是这样守时，我估计他这一生从未迟到过。”学生吕召彪说。
“先生为人谦逊、正直、热诚。在他身边的同事都感受到了他的人格魅力，他是真正意义上的德高望重。”现任北邮校长的林金桐如此称颂恩师。
2004年夏天，叶培大在几位学生的搀扶下，在北邮教二楼的一个小房间里久久伫立。这间不到十五平方米的实验室，叶培大带着学生，至少用了20多年。叶先生说：山不在高，有仙则名，我们的实验室可以写一篇《陋室铭》了。再过几天，实验室要搬到新建的大楼了，叶先生说：“我想再去实验室看看。”
“我从没觉得自己是个老头子”
2006年的夏日，在北邮一间普通的单元房里，叶先生同我们共话91载的人生风景。
老式住宅采光不好，空间逼仄，四壁陈设更是简单。但是，叶先生却超越了这昏暗与日常。
静默时，叶先生真有名士风度。虽着家居服，亦难掩奕奕翩翩的儒雅风范。他的秘书曾亲眼见到老先生自己熨衣服，绝不凑合了事。吕召彪说：“先生一举手、一投足，那迷人的风采，我们都羡慕。有时我跟他一起走路，就偷偷跟他学，可是，那种内在的气质学不来！”
交谈时，叶先生真是一位严谨的科学家。有问必答，绝无枝蔓，一是一二是二，极少添加形容词，有时提起某项成果，他会认真强调：“我只是参与者之一。”对于我们的景仰之词，严肃地摇头……只有偶尔解释一些专业名词时，随口冒出一连串流利的英文单词，才令我们稍窥当年用英文讲授莎翁的风采。
叶先生老了。他不能坐低矮的沙发，只能坐在又高又硬的椅子上；大热天他都没喝一口水，因为怕上卫生间对来访者不礼貌。和他共同走过65载岁月的叶师母也老了，有一次，他的学生看到先生和师母相携相扶，一起在校医院排队看病，那一刻，学生鼻子酸了。
叶先生依然年轻。他还在指导博士生，连论文里一个单词的拼写错误也不放过；他每天五点就起床，书桌上摊放着他正在阅读的英文资料……“老骥伏枥志千里，扶植新秀做人梯。但愿苍天宽时限，夕阳未必逊晨曦”。五年前写的自勉小诗，依然挂在墙上。他曾对记者说：“我有一个思想状态，可能是很幼稚，就是我从来没有觉得自己是个老头子，反而还感觉很年轻。”
――与光同行的人，永远年轻。
（主题图片为本报记者郭红松摄，本版其余照片均为资料照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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