面对国学热而出现的一些错误注释儒家经典书籍出版的现象，国家图书馆名誉馆长任继愈，国际儒联常务副会长杨波，中国哲学史学会会长方克立，清华大学教授钱逊，北京师范大学教授周桂钿，中国社科院研究员钟肇鹏、专家们说，目前社会上出版了一些有严重问题的儒家经典注释本。其表现为：一是没有读懂古文，望文生义，误解古人。二是缺乏深入研究，掌握资料不全面，轻易否定前人的说法，自以为创新。三是用现代观点简单否定古人思想，或者说现代的成果“古已有之”。四是有人借儒学热谋取私利，如拉一些名人包装自己，吓唬别人。以上情况，第一二类需要克服急功近利思想；第三类则需要学习理论，提高思维水平。最难办的是第四类，这些人把学术“戏说”、“恶搞”，并盗用一些官员和知名学者名义为自己撑腰，欺世盗名。
专家们指出，中国自古就有“我注六经”和“六经注我”两种治学路子。“我注六经”，是根据其他典籍的内容来注经书，力求弄明白经文的意思，这是学者的基本功。有的学者不停止在这个阶段，继续深入研究，结合其他学说，根据自己的理论研究，借用经书上的文字，加以引申、发挥，提出创新观点，这叫“六经注我”。汉代、宋代、明代，都有这两种注经的方式。现代当然也可以用这些方式来注释经书。可是，“六经注我”是有思想根据的，不是随意乱注的。方克立认为，对于政治导向错误、学术规范出格的典型，学者有责任出来说话，表示自己的态度，在大是大非面前不应该保持沉默。任继愈先生语重心长地说：当今儒学走向世界，“孔子形象”周游天下，我们有责任给世界提供真实的孔子形象和真实的儒学思想。大家赞同李申提出的“守土有责”观点，即在自己的研究领域一旦发现比较严重的政治问题、学术规范问题及各种假冒伪劣的精神产品，学者有责任加以纠正与批评，为学术的圣洁发挥自己的作用。（李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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