形成以毛泽东为代表的正确领导
毛泽东领导地位的形成始于长征
遵义会议之后，毛泽东指挥红军四渡赤水，佯攻贵阳，进逼昆明，巧渡金沙江，摆脱几十万敌人的围追堵截，取得了战略转移中的决定性胜利。然而，此后毛泽东的领导受到张国焘分裂主义的严重威胁。张国焘不顾党中央和红一方面军经过8个多月长途行军和战争消耗的客观事实，自恃自己领导的四方面军枪多势大，政治野心和军阀思想膨胀，企图以枪指挥党，窃夺党的最高领导权。他提出“统一指挥”和“组织问题”而拒不执行中央北上的方针，要求由他担任军委主席，并给以“独断决行”的大权。毛泽东与中共中央识破了张国焘的阴谋，拒绝其无理要求；继而又与他的分裂主义进行了坚决的斗争，最后取得了反对张国焘分裂主义斗争的重大胜利。
随着毛泽东军事才能的展现和长征的胜利，毛泽东的领导地位进一步提升。1935年8月，沙窝中央政治局会议重新调整中央常委的分工，决定毛泽东负责军事工作，毛泽东成为党在军事方面的主要领导人。中共中央长征到达陕北后，组建西北革命军事委员会（实际就是中央军委），毛泽东任主席。1936年，红军三大主力会师后，改组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毛泽东仍为主席，成为名副其实的党在军事工作方面的最高领导人。
毛泽东在全党领导地位的形成，在20世纪中国共产党建设史上具有划时代的意义，而其关键性的起点和重要的基础就是长征。这是长征期间党的建设的最大成就。党的成熟，关键是党的领导核心的成熟，以毛泽东为代表的党中央的建立，标志着中国共产党走向了成熟。
推动党酝酿和实行政治路线的转变
政治路线关系党和革命事业的兴衰成败。错误路线导致红军被迫长征，而长征促进了中国共产党政治路线的转变。
首先，第五次反“围剿”的失败和长征初期的严重挫折，宣告临时中央错误路线的破产，这条路线在遵义会议后被废止。正如毛泽东指出的：“遵义会议，实际上变更了一条政治路线。过去的路线在遵义会议后，在政治上、军事上、组织上都不能起作用了”。这就为党探索和制定新的政治路线创造了条件。
其次，长征过程中加深了党的领导人对中国国情和政治形势的认识。根据日本帝国主义制造华北事变的形势，1935年8月5日，沙窝中央政治局会议判断：“虽然目前尚未广泛地爆发带有全国性的大的群众斗争，然而这种斗争是普遍地蕴藏着，造成了伟大事变立刻就要到来的形势。”由此，明确了党在现阶段的主要任务：党和红军应该更高地举起反日、反帝的旗帜，开展反日、反帝的民族革命。在长征刚刚进入陕北根据地后，1935年10月22日吴起镇中央政治局会议指出：一个新的历史时期开始了，“现在保卫苏区要变为直接的民族革命战争，要把土地革命与反帝直接结合起来。”基于这样的认识，中共中央在1935年11月13日发表了《为日本帝国主义并吞华北及蒋介石出卖华北出卖中国宣言》和《关于开展抗日反蒋运动工作的决定》，号召一切抗日反蒋的中国人民与武装队伍，“都应该联合起来为打倒日本帝国主义与蒋介石国民党而血战”；指示各级党组织“必须立即开展反日、反蒋的民族武装自卫运动”，“准备同日本帝国主义直接作战，以开展神圣的民族革命战争。”尤其需要明确的是，党中央的上述决策，是在没有接到共产国际七大精神的情况下，根据当时国内形势而作出的。
再次，长征过程中统战的实践和尝试，推动了党在统一战线策略上的转变。1934年秋，党与陈济棠粤军的谈判，虽然是出于策略的考虑，但这是党进行上层统一战线的一次比较成功的尝试，对党抛弃禁锢党开展统一战线活动的“左”倾路线产生了积极的影响。长征途中，党有意识地进行了上层统一战线的尝试。这些尝试，推动党在统一战线问题上特别是在上层统一战线策略上发生了重大变化。1935年中共中央到达陕北后，发出《为目前反日讨蒋的秘密指示信》，强调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不仅要有下层统一战线，也要有上层统一战线，要和一切抗日反蒋的团体和个人联合起来。张闻天著文总结了九一八事变后“我们党不会运用我们前面所说的策略”而遭受失败的教训，告诫全党：“党同样应该善于利用上层的统一战线”，“必须寻找每一可能的同盟者，即使是动摇的、暂时的、不可靠的，大胆推动一切抗日反蒋的力量到前线去。”
党在长征过程中的探索、实践和总结，对党的方针、任务的规定及策略的初步变更，为党实现政治路线的转变打下了良好的基础。“长征一结束，新局面就开始了”。
党内形成新风尚
第一，树立了党内民主的新风气。遵义会议前，临时中央为强制推行“左”倾路线，对凡不积极执行和对之提出不同意见的同志，采取残酷斗争、无情打击，使党内生活很不正常。这种严重破坏党内民主的做法与第五次反“围剿”的失败紧密相关。长征途中，在危难关头，毛泽东、张闻天、王稼祥等为挽救红军、挽救革命，与党内错误路线的斗争，实际是向党内的不民主挑战，争取实行党内民主。遵义会议就是与错误进行斗争和争取党内民主的一个典范。面对危局，党通过党内民主，更换领导，纠正错误，其意义十分重大。但更深远的意义是，党内从此形成了民主的风气。在其后的长征中，在长征到达陕北后，在整个延安时期，以至新中国建立后的一个时期，党内民主一直得到了坚持和发扬。邓小平指出：“从遵义会议到社会主义改造时期，党中央和毛泽东同志一直比较注意实行集体领导，实行民主集中制，党内民主生活比较正常。”这种民主作风的实行和坚持，保障和推动了党的事业的发展。
第二，恢复和加强了政治局决定党的大政方针的工作机制。长征途中的通道转兵，实际上开始纠正第五次反“围剿”以来，甚至周恩来、张闻天等中央政治局常委都不能参与重大决策等少数人决策的现象。1935年1月1日猴场中央政治局会议“关于作战方针以及作战时间与地点的选择，军委必须在政治局会议上作报告”的规定，旨在强调和维护政治局的权威和最高决策权。虽然，后来根据战争情况，成立新三人团处理军事指挥方面的问题，但由政治局决定大政方针的原则从此确定。以后，如关于长征落脚点的选择和变更，关于一、四方面军会合后的行动方针，关于反对张国焘的斗争，关于奠基西北的重大行动，关于二、四方面军的北上问题，等等，都是经过中央政治局会议讨论决定的。抗战全面爆发后，党中央继续延续了这样的决策机制。也就是说，这个在长征路上恢复和加强的党的最高决策机制从此一直延续了下来，它对党的事业、中国革命产生了非常深远的影响。
第三，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开始在党的决策中运用。在长征过程中，随着毛泽东在全党领导地位的形成，随着党的主要领导人思想认识的转变，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开始在党的决策中体现。关于长征落脚点的选择，就是最好的证明。当发现预想目的地的环境、条件和敌情不适宜建立根据地时，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不拘泥于已定方案，及时调整、修改计划，从实际情况出发，重新选择、寻找适宜红军生存和发展、有利于推动中国革命的落脚点。经过多次改变，党最后选定陕北为落脚点。这样，粉碎了蒋介石一次次“围歼”的计划，摆脱了一次次的危险，避免了损失；最后建立了领导全国革命斗争发展的战略基地，形成有利革命发展的战略态势。
第四，党独立自主领导中国革命的意识和能力得到明显的提升。中国共产党建立之后，长期在共产国际的指示下开展工作，凡重大事项、重大决策、重大活动，大都是根据共产国际的指示，或者是请示共产国际批准后进行的。长征之后，党与共产国际的联系中断，这一方面逼迫党改变原有的工作模式，自主地去解决面临的现实问题；另一方面，由于来自共产国际不适合中国国情的指示及其相应产生的各种教条主义的干扰没有了，有利于毛泽东对红军的领导。长征途中，党的重大决策，都是党的领导人根据军事形势和面临的实际情况而独立作出的。因此，毛泽东说：“真正懂得独立自主是从遵义会议开始的。”这样，就推动了党内独立自主领导中国革命的意识的形成，锻炼和提升了党独立自主领导中国革命的能力。经过长征，随着毛泽东领导地位的确立，党逐渐形成了独立自主领导中国革命的优良作风。(执笔:李东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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