哲学使得现代性完
备地奠基
现代性纷繁复杂，难以捉摸，但我们至少可以从客观制度和主观意识等不同层面把握。不过，就现代性诞生以来的现实逻辑看，现代性首先是一种态度和观念，一种与过去决裂，注重现在的时代意识的觉醒。这种态度、观念既包含对历史事实的陈述性反映（is），也具有价值判断和规范（should）的意味，它建立在一种对人的知识能力的信任的基础之上，有一套系统而严密的哲学支撑，包括自然观、人生观、社会观、价值观、历史观等等，总之是完整的意识形态性的世界观，反映的是一个时代的精神气质。换言之，现代性的自我意识、自我理解是以有针对性地批判一切传统、前现代性和对未来进行想象的方式获得的，而这些都必须借助哲学。哲学的工作使得现代性的最终确立与自我理解成为可能。
现代性萌芽于欧洲文艺复兴时期，人文主义思潮、新航路开辟、新教改革和自然科学的萌芽使得人们既“发现”了自己，也“发现”了自己身处的世界。对人类理性、世俗生活、功利价值、经验科学的强调使得中世纪的传统发生了断裂，并为这种断裂的进一步明晰和不可逆转奠定了基础。但作为萌芽状态的现代性主要体现在文学艺术、宗教、科学之中，只有在启蒙哲学中，今天为我们所共知的那些以理性为核心特征的现代性才得以逐渐定制。哈贝马斯明确指出，直到18世纪晚期，现代性的话语才被提升为一种哲学话语。培根、笛卡尔、卢梭、康德、黑格尔（哈贝马斯认为“黑格尔是第一位清楚地阐释现代性概念的哲学家”）等天才的哲学家，以风格迥异的方式为我们共同绘制了一幅人类面向未来的逻辑图景，是为现代性的完备奠基。此后，一切关于现代性的讨论只有经由哲学的检视才被认为是可靠的、合法的；一切关于现代性的讨论也只有最终升华到哲学的高度才被认为是深刻和准确的。
哲学是现代性不断进化的重要动力
现代性决不是一成不变的，而是不断流动和进化的。鲍曼甚至认为，现代性是一个由差异性诞生新的差异性（differencemakesdifference）的过程。迄今的现代性进化可以区分为文艺复兴时期的现代性、启蒙时期的现代性、德国唯心论、19世纪到20世纪初含混的现代性、高度现代性五个阶段，各个阶段的现代性都有着细微的差别。那么，现代性不断进化的动力何在？无疑，推动现代性进化的动力应该是一个系统，而不是单一的因素。同样无疑的是，哲学在现代性的动力系统中起到了十分重要的作用。哲学之所以能发挥这样的作用则要归因于哲学自身反思、批判与超越的前提性或曰反省性的品质。哲学正是通过对现代性永不休止的反思、质疑和批判才使得现代性不断地修正自己，从而推动现代性不断地进化。现代性的内容也许是不断进化的，而变中有所不变的就在于其反思性或自反性的特征，而这一特征或功能正是由哲学来保障的。
早在启蒙时期，一些哲学家就开始了对现代性的批判，例如卢梭指出理性既是自我完善的动力，也是一切苦难和不幸的根源，要把人理性化首先要把理性人化。卢梭还对现代性的自由、进步、资本主义私有制、法律制度提出了深刻的批判，揭示了现代性阶段人的异化的存在状态。莱辛、赫尔德等德国启蒙家则几乎整体地构成了对法国启蒙的批判。他们批判法国启蒙思想家轻视历史、强调自己时代的自鸣得意，并认为简单地用野蛮与文明、无知与理性等对立的方式来规定历史阶段、状态和区分不同民族是错误的。我们熟知的马克思开辟的哲学道路是对以往所有哲学的批判，但是首先应该理解为对资本主义现代性的批判。叔本华、尼采开创的非理性主义传统则从另一路径突袭了现代性的根基。延至今日，对现代性进行批判的哲学思潮甚众，尤以后现代哲学最为聒噪。后现代哲学思潮断言现代性已经终结，但是后现代哲学中贯穿的怀疑、批判原则恰恰是现代性的思维的核心原则。现代性自身就具有解构和重构的双重取向，以批判和自我批判的方式进化正是现代性累积的方式。所谓“后现代性”是以一种激烈而辩证的方式从属于现代性的，它是现代性“自己改变自己”的阶段。也有人称之为“第二现代性”或“超现代性”阶段，而最为著名的称谓来自哈贝马斯和吉登斯，他们认为当代社会处于现代性晚期或激进现代性、高度现代性阶段。
现代哲学是现代性危机的产物
哲学对现代性的反思、批判决不是一种概念平衡的游戏，而是来自于对现代性问题的洞察。现代性自其诞生以后，日益暴露和逐步积累着自然环境危机、祛魅、人的异化现象、自我认同危机等等问题，而现代性正是在近代哲学的帮助下完备地奠基的。因此，正是在对现代性问题、危机的回应过程中，哲学体悟到了自身的问题，从而改变了自己的视角、主题、内容和方法。在批判现代性问题的过程中，哲学也完成了自我的超越，从近代范式转向现代范式。
哲学家们对现代性问题进行哲学之根的不同诊断就决定着现代哲学的不同路径。从叔本华、尼采到狄尔泰、胡塞尔、海德格尔，甚至包括法兰克福的社会批判理论等，都倾向于把现代性的危机理解为一种精神危机或文化危机，其哲学之根在于理性主义传统对于存在的遗忘或对生活世界的殖民，因此，现代哲学的根本任务就在于反思人的活动方式，回答现代人类的生存意义问题，是为现代西方哲学的人文主义思潮。以实证主义为龙头的现代科学主义思潮则把现代性问题的哲学之根直接指向近代哲学的形而上学，认为其与人们的经验根本不符，是一种主观的独断论，要求将哲学科学实证化。从科学主义的发展来看，其中激进的一支所肯定和宣扬的东西正是近代理性主义哲学思想的一个必然结果，反而使得工具技术理性更加泛滥；其中温和的一支则走向了与人文主义的合流。所以，总的来看，代表现代西方哲学的主要是人文主义思潮，现代西方哲学也实际上主要表现为一种文化批判、理性批评的路径。在此视野中，后现代哲学与其被看成一种对整个现代哲学的超越，不如看成是人文主义思潮中一种激进的表现。现代哲学的第三条路径就是马克思所开辟的道路。马克思认为现代性危机的根源是一种主要表现为生产方式的广义的制度性安排，近代哲学则为这种制度作出意识形态的辩护，它们只是在“解释世界”，而解决现代性危机的途径则在于以实践“改变世界”，使现存世界革命化。
中国当代哲学的使命
现代性不仅在其故乡是流动和进化的，而且在全球化把现代性传布全球之后，不同的民族、国家作为一种能动的主体，都或多或少地根据自己民族、国家的实际创造性地重塑了现代性。因而现代性是复数的，而不是单数的。诚如芬伯格所言，我们今天所面对的现代性是“可选择的现代性”。中国就是在全球化过程中追求着现代性、面对着“可选择的现代性”的，选择就意味着建构和批判的双重维度。但是，我们始终有一种焦虑，即如何处理世界性与民族性的关系。因为，现代性从西方到中国，走过了一个从特殊性上升为普遍性的过程，而现在又必须使这一普遍性回到迥异于西方时空的中国特殊化；同时，我们还要努力将中国本土性的经验――在某种程度上还很难从前现代性中清晰剥离――上升为一种特殊的普遍性。这两者的动员在实践中的对接必然碰撞出很多问题。至于一些操作层面的问题更是层出不穷。总合起来，这些问题就是一个现代性在当代中国如何成为可能的问题。这不全是一个哲学问题，但首先是一个哲学问题。
问题在于，哲学之于当代中国本身就是一项现代性的事业，我们已经失去了像西方一样在民族哲学的襁褓中奠基现代性的机会，以民族哲学的发展作为现代性进化的重要动力尚有待确证。形成具有中国特色、中国风格、中国气派的当代中国哲学本身就是中国构建现代性的重要组成部分。由此看来，当代中国哲学只有在回答现代性在中国如何可能的过程中才能实现自我理解和自我确证，现代性是当代中国哲学的当然问题域，也是它的合法性源泉。（作者单位：北京师范大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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