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革”骤起,我由于治史而被诬“反党”,接着又被不明真相者诬为“反革命案成员”。其实,当初我
上个世纪八十年代评职称,一位女同胞出于嫉妒诬告了我,上级查清后准备公办处理,我说:“算了吧!”因为我考虑到:她丈夫有心脏病,羞愧和暴怒可能导致猝死;他又很厚道,“文革”中不避风险看望我一次,难得。滴水之恩,投鼠忌器,我忍住了。至今看到他们七旬夫妇清晨散步的身影,我感受到善心的快乐,尽管他也未必能理解我。
王选先生讲:文化人“不能像打麻将那样”,“看(kān)住上家,防住下家”,挡住他人的成功。不幸的是我在上世纪90年代,由于两项比较大的学术发现受到表彰,个别人心理失衡,乃翻云覆雨,我被“妖魔化”了,多么想澄清啊!但那就得落下很多课题。我看到:整人者看重的只是荣誉和待遇罢了。我淡而弃之,潜心治学。十几年过去了,几十个课题完成了,我感到事业的快乐,尽管我也牺牲了很多。
一只狼,为了减少对手而咬死另一只狼,或者把肉夺到自己的嘴里,对狼来说,也许这就是快乐;但人不能这样!人讲成败,更须讲善恶。所以,人的快乐,除了享受、成功等等之外,还有更崇高的内涵:“仁者爱人”的襟怀与忍让,玉成他人而承受委曲,为了远见与事业而躲闪内耗,这样就总是快乐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