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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石激起千层浪”,由青年导演宁浩执导的电影《疯狂的石头》制造出了非比寻常的效应。这部投资仅300多万的低成本电影在赚足口碑的同时神话般地取得了2100多万的票房,继陆学长的《长大成人》、张扬的《爱情麻辣烫》、陆川的《可可西里》之后,又一次给中国低成本电影市场带来了曙光。与此同时,新锐导演贾樟柯带着《三峡好人》从威尼斯电影节载誉归来,马俪文的《我们俩》也从东京国际电影节和中国电影“金鸡”、“百花”电影节上抱回了三项大奖,而同是青年导演的李玉也因为《红颜》摘得威尼斯国际电影节欧洲艺术大奖的桂冠……这些人名和片名对于许多人来说也许稍显陌生,然而,他们的出现让我们意识到:中国电影除了风光无限的几个大导演之外,还有这样一群鲜为人知却闪现着灵光的“新生代”,他们凭借执著的艺术信念,忍受着常人难以想象的艰辛,追寻着自己的梦想……
困境中守望是他们的生存状态
这里所说的“新生代”导演,通常是指出生于六、七十年代,受过正规、系统电影科班教育的青年导演。他们个性十足,富有探索精神,在理想和现实之间苦苦找寻出路;他们大都缺少机会,起步的时候都是低成本、小制作。没名气,没经验,更没票房号召力,在举目无援、资金匮乏的情形下,他们有着太多不为人知的艰辛。
陆川因为执导电影《可可西里》成为近年来青年导演的最大赢家。然而,耀眼的光辉背后藏着无尽的辛酸。陆川回忆起筹备拍摄处女作《寻枪》的日子感触颇多。他说,自己曾怀揣着作品像投递员一样四处投稿,寻找知音,寻求资金,在漫长的等待中苦苦煎熬。为了维持生活,他给人当过“枪手”撰写剧本,经历过被人剽窃了心血之作而无处伸冤的心痛。凭借《静静的嘛呢石》荣获第25届“金鸡”奖最佳导演处女作奖的青年藏族导演万玛才旦也是“新生代”中的典型一员,影片350万的投资筹集耗费了他整整一年的时间,在烈日下,在寒风中,他四处奔走,求访了数十个投资方,常常是苦口婆心地给人家讲剧本内容,口干舌燥的时候才得到一句“把剧本拿来我看看吧”。交了剧本后,不少投资方迟迟不给答复,一拖再拖,最后不了了之。结果,万玛才旦只得用尽所有的积蓄自己投入了100万,用完成的高质量样片说话,这才有人敢把剩下的250万投给他。万玛才旦激动地说:“每个环节都很难。”
谈起青年导演在困境中守望花开的状况,电影发行家卓顺国分析说:对“新生代”导演缺乏关注、缺乏信任导致缺少投资,这就形成了恶性循环。电影毕竟需要资金和技术保障,超低成本运作,对于不少本来经验不足的青年导演来说就像雪上加霜,要想生产出上乘之作有点强人所难。当然,也有在夹缝中找到生机的个例，但是,对于大多数青年导演来说,落到他们手中的“机会”几乎都是难啃的硬骨头,这会让他们走向不同的道路,少数人拍出来了,也有少数人选择了地下电影,绝大多数人都举着探索的旗帜寻找出路。
探索或市场是他们的选择
近年来,马俪文的《我们俩》、宁浩的《绿草地》、李虹的《伴你高飞》、徐静蕾的《一个陌生女人的来信》等分别在或大或小的国际电影节上拿奖;贾樟柯凭借《世界》在法国、西班牙、乌拉圭等地风光无限,《三峡好人》又刚刚荣获威尼斯电影节金狮奖;小江的《电影往事》、张扬的《向日葵》、王小帅的《青红》等陆续从海外载誉而归……尽管如此,以拍艺术电影见长的“新生代”导演们在自家屋檐下却遭遇着普遍的票房失意:《世界》在周游列国、满载而归之后,其票房在国内以100万元的进账黯然收场;《红颜》与《青红》的市场更是差强人意;马俪文的《我们俩》在去年贺岁档期无望的情况下苦苦等待到今年的春暖花开,其票房还是不尽如人意;《情人结》的路牌广告曾打了满街,但总销售收入和投入还是不成正比;同样出自青年导演之手的《好大一对羊》的宣传海报在街头贴了一年多,最终难以走上大银幕……这一切似乎说明了一个道理:青年导演应对国内市场还欠火候。
一位电影发行家曾经把“新生代”作品比作“票房毒药”,认为“新生代”的作品在创作观念上呈现出共同的误区:局限在自己的狭窄空间中,对自我的关注远远高于社会,他们的影片面对的是“小众”群体,不考虑主流观众的接受程度和影片的商业效果,有一些青年导演为了急功近利采取了体制外的拍摄模式吸引境外资金,这就使得作品始终游离于市场之外,一次又一次地陷入“墙内开花”却只能“墙外香”的尴尬境地。对此,资深发行人高军指出了一个最浅显不过的道理:电影永远是拍给观众看的,如果观众不认可,甚至根本无法进入市场流通渠道,那么电影的存在无意义可言。如何在艺术趣味和市场收益之间、个人风格和大众审美之间寻得平衡,让影片既卖座又叫好,是新一代年轻导演最应该正视的问题。
电影策划人李小燕分析说:要探索还是要市场是青年导演们一直面临的选择。关注电影的人都会发现,事实上,近些年来不少新生代导演已经清楚地意识到了这个问题,所以他们在越来越宽松的创作环境中渐渐回归了主流。比如方刚亮的《上学路上》,把镜头对准一个为了学费而辛苦赚钱的农村女童;陆川的《可可西里》关注的是人与自然的冲突;徐静蕾的《梦想照进现实》打破了青年导演总是形式大于内容的模式,两个普通人对生活的理解就像和观众一起聊家常。在这样的转变后,影片的票房也在逐渐升温,陆川曾轰动全国的《可可西里》上映后全线飘红,创下了可喜的票房成绩,《疯狂的石头》让发行人们眉开眼笑……影评人王仁殷说,青年导演们不再局限于自我内心世界的完全表达,而开始关注现实、关注生活、关注人的命运。事实证明,选择大众才可能被大众所选择。
“名导神话”是他们面临的挑战
《英雄》、《十面埋伏》、《无极》、《夜宴》,“名导”、“大制作”、“大场面”、“奢靡”、“华丽”无不是“大片”共同的关键词。当观众忍痛购买昂贵的电影票时,当媒体争相报道从拍摄到放映的细枝末节时,青年导演们只能用羡慕的眼神遥望着,他们不可能拥有这样的机会,但是他们却面对着“名导”神话的挑战。青年导演认为,高票房未必就是观众真的买账了,不少观众对于“名导大片”的态度是“不看遗憾,看了也遗憾”,因为观众走进电影院有很多是对其影片强大阵容与宣传攻势的趋之若鹜。青年导演们表示,他们不奢求这样的机遇,他们要的只是能够施展才华的机会,他们能做到“给点阳光能灿烂”。
台湾著名电影人焦雄屏指出,一个国家或地区电影事业的发展绝不是仅靠几部由大把大把钞票堆砌成的超级大片而得以实现的,雄厚的资金可以更好地成就艺术,但绝不必然能够成就精品。
中国的第五代导演已经走到了金字塔的顶端,张艺谋、陈凯歌、冯小刚早已是票房号召力的象征,难怪有圈内人说,中国在拍电影的似乎只有三个人。诚然,第五代导演为中国电影事业做出了不容抹杀的贡献,《红高粱》、《霸王别姬》、《不见不散》等见证了上世纪90年代我国电影一步一个脚印的前进,与今天的“新生代”相比,他们是元老级人物,他们受到的关注、重视甚至推崇都是无可厚非的。但是,正如一位资深文化记者所指出的,如果一个行业长期只有几个人轮流坐庄,话语权永远在少数几个人手里,呈现出来的永远是那几张面孔,那就是一种应该警惕的病态。不应忘记,除了功成名就的名导外,还有一群默默耕耘的年轻人正在为他们的梦想努力着。今天的张艺谋曾是昨天的“新生代”,而今天的“新生代”里又会出现明天的张艺谋，中国电影迫切需要大量的后继之人。
宽广的舞台是他们的未来
近日,第一届华语青年影像论坛于北京举行,论坛的主旨是“电影工业从青年开始”,这对于众多未进入我们视线的青年导演来说是个振奋人心的声音。中国电影家协会分党组书记康健民指出,青年是推动电影事业向前发展的中坚力量,他们有着最足的干劲、最新的想法、最开阔的视野、最灵动的思维,他们是每个时代都应该深切关怀和殷殷期望的对象,未来当属于年轻人!
随着“新生代”导演捧回国际电影节的种种殊荣,普通民众开始将眼球聚焦到这些年轻人身上;随着电影产业化进程的加快和政策的完善,无论是政府、投资方都开始了对“新生代”的大力扶助,越来越多的机会为心存远大抱负的青年们提供了施展才华的舞台。中国电影集团通过青年导演工程给予他们资金支持;上影集团为贾樟柯、王小帅、娄烨等年轻一代提供了难得的创作机会;广电总局电影频道节目中心“电视电影”的低门槛圆了更多青年导演的梦想;韩国的釜山电影节青年导演奖金、香港的“亚洲新星导”计划都在起着发掘青年人才的伯乐作用,此次论坛展出的众多作品以及掀起一股“石头风波”的《疯狂的石头》都是其受益者;刘德华、成龙、田壮壮等著名影人身体力行,积极参与对优秀青年导演的扶持工作,带动了全社会对“新生代”的关注;依托于此次论坛的“北京计划”也将务实地推动华语青年影像创作人才脱颖而出。
尽管如此,沐浴到“阳光雨露”的“新生代”还太有限。一位青年导演无奈地说:“我们没有足够的资金,无法作更多的宣传,所以对于观众能否注意到我们,能否自行买票走进影院观看我们的作品,毫无把握。”一部优秀作品的成功与否不得不在可驾驭范围之外蒙上了一层宿命的色彩。正致力于打造青年影像品牌“云南影响”的著名制片人罗拉认为,对于“新生代”导演的成长,政府、民间机构、媒体、民众,都要予以关注,扶持新生代导演和他们的作品是整个电影界乃至全社会义不容辞的责任。高军谈到了近年来韩国电影的快速复兴:“与其说它是韩国青年导演群体的努力所致,不如说是社会关注、政府扶持所致。据此反观我们对青年导演的扶持力度,还远远不到位。”
任何一项事业,除了将帅,还需要更多的勇士。就像中国电影,有了少数名导明星,还要有源源不断的后备军和广大深厚的社会基础。中国电影期待更加庞大的导演队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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