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大康及其弟子韩伟表通过大量第一手
梅新林从中国古代自西周以来就存在的陪都这一独特文化视角探讨陪都文学的特质及其演变,不仅为中国古代文学研究贡献了新视角,也丰富了文学史面貌。而陈开勇的《佛本生与〈武王伐纣平话〉》、张勇的《悍妻与弱夫:从一种经久不息的婚姻模式看中国小说的古今演变》、徐艳的《试论散文语言意义层面的音乐美》等都是从古代文学的某个创作现象来研究其历史的演进。何宗美的《明代南京文人社集与文学流变》则是从社团的角度来探讨文学演变的轨迹。
高玉认为,古诗词自身存在许多的特质使得它们不仅不能通过“今译”以达到推广和普及的目的,相反还会造成伤害。骆寒超、陈玉兰则认为新诗已具有自己的反传统的传统,虽然这一传统有好的地方,但文章更犀利地指出,如不消除一些非诗的东西,新诗就发展不下去。
谈蓓芳认为,由于《狂人日记》运用了国外的文学格式和手法,“呈现”其“深广”的“忧愤”,这在中国的传统中是上无所继承的,所以才产生了深刻的影响。潘正文指出,人们在深刻考虑“西学东渐”对于中国文学观念由“古典”向“现代”演进与发展的意义之际,往往忽略了“东学西渐”对中国文学观念演进的深远意义。而关爱和则从中、外对接的角度探讨指出,中国文学的现代进程,是在“内源”与“外源”的合力下,通过各种微妙的化合与融通才最终实现的。
董乃斌从文本、人本、思本、事本的角度来剖析文学史类型的多样性和无限性,从而为文学史研究找到了最新的突破口。黄曼君也从古今贯通的角度出发,对中国文学史的研究范式作了多角度、多侧面的阐发。
廖可斌概括古今文学演变研究的意义:打破文学研究中的边界和壁垒,打破条块分割,建构一种古今贯通、中西贯通的文学研究体制。章培恒总结此次会议丰富深入,有许多新成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