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代书法理论家孙过庭在《书谱》中谈到书法创作的一种特殊表现――偶然欲书。
偶然是相对于必然而言的。一个人意图明确，构思清晰，进行创作就是必然。大多数创作是有目的的，有准备的。
反过来
唐人戴叔伦在《怀素上人草书歌》中说道，怀素“醉来为我挥健笔”，却能“心手相师势转奇，诡形怪状翻合宜”。奇妙的是搁笔停歇，“有人细问此中妙，怀素自言初不知”。由于他没有事先周密准备，突然兴起而书，一时也就说不出佳作的成因。唐人许瑶也有关于怀素创作的诗句：“醉来信手两三行，醒后欲书书不得”。人在醉中不得构思，只能信手，却想不到酒醒之后怎么也写不出如此精彩。当人的意识控制力减弱，无意识上升，他变得无比自由、自大，“狂来轻世界，醉里得真如”，遨游在广阔的艺术空间。
从书法家的心理机制来看，他们有常人一般的心态，正常地生活、处世。但是作为艺术家具有的敏感、任性，在某些机缘下又混淆了现实与幻景的界限，因此古代书法家中，有不少被世俗目之为颠、狂、怪、疯、痴的，就是由于感知错位，情绪异样，行为诡异，与常人拉开了距离。那么，用常人的眼光来衡量，对这些书思敏感自以为是的人，自然难以接受。譬如五代的杨凝式，时人称“杨疯子”，他见到洁白粉壁便“似若发狂。引笔挥洒，且吟且书，笔与神会。书其壁尽方罢，略无倦怠之色。”粉壁洁白对杨凝式而言肯定是一个诱因，使人一时兴起。这样，对于书法技巧娴熟的人来说，偶然欲书迸发出超常的能量，实现了审美价值，超越了意在笔先的准备阶段。
日复一日的寻常生活，磨损了人的生活激情和敏锐感觉。按常规而进行的艺术活动，使人熟视无睹，循规蹈矩，常态心理过于稳固。过于理性的创作，也易于产生公式化、概念化的作品，让人欣赏时丝丝入扣，却通篇陈腐死板，没有一点能够打动人的地方。因此构思烂熟酝酿反复产生的作品，也有过于熟稔而无鲜活趣味的不足。以《兰亭序》为例，兰亭雅集时产生了旷世之作的王羲之，雅集之后有意识地想再写得更完美一些，结果，这种强烈的目的性，反倒使后来写的《兰亭序》都不及前者。从心理学的角度阐释，雅集时的良辰、美景，好友、佳酿，都给人一种超乎寻常的快乐和触动，“若风之于水，适相遭而文生也”，自然有笔墨冲动，当仁不让。相反，脱离这种环境、情境，一切
回复按部就班，笔下也就呈现常规状态了。
我们应该承认有一种感情的抽象化，有缘起，也可以没有缘起；有理由，也可以没有理由。“得之在俄顷，积之在平日”，因此书斋里的笔墨，终日都应该是湿漉漉的，随时都可以进行排遣、宣泄。王士祯说得在理：“当其触物兴怀，情来神会，机括跃如，如兔起鹘落，稍纵即逝矣”，此时，能不顺势起笔？偶然欲书，偶然的奇妙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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