虽是国庆中秋两节期间,北京大学燕南园仍静谧如常,竹影婆娑。但是,北大新闻网的一则讣告却告诉人们一个不幸的消息:燕南园62号的主人,北大中文系教授、文学史家、诗人林庚先生,于4日晚7时左右在睡梦中辞世,享年97岁。
此时此际,人们不免默念起林庚先生半个多世纪前创作的诗歌《秋之色》:“清蓝的风色里早
诗意的学术追求
林庚先生一生与“诗”渊源极深。他写诗,一生笔耕不辍,与新诗共同走过近一个世纪的风雨;他研究诗,提出“盛唐气象”、“少年精神”等观点,滋润了一代学人的心灵;他选诗,由他和冯沅君选编的《中国历代诗歌选》,是高校中文系的经典教材,贺知章那首名诗《咏柳》正是因为林庚的挖掘,才选入小学课本最终家喻户晓的。诗,是他的生命。
林先生与诗的渊源,说来还有一番传奇。他中学时醉心于爱因斯坦的“相对论”等科学新成果,考上了清华大学物理系。但是,“到清华后,我常在图书馆乱翻乱看,看到了《子恺漫画》,像‘无言独上高楼’、‘过尽千帆皆不是,斜晖脉脉水悠悠’、‘几人相忆在江楼’等等。看了他的画,我就找诗词看去了,结果一看就入了迷。”林庚觉得艺术“能于一瞬见终古,于微小显大千”,“从而希望通过诗歌实现人生的解放”。1930年,林庚自愿转到了中文系,走上了漫长的文学创作和研究之路。
转系后的林庚,与吴组缃、李长之、季羡林三位先生,成为了清华园“四剑客”,经常在一起谈论文学创作。林庚的诗作,得到了俞平伯与朱自清的赏识。1933年,林庚毕业留校,担任中文系主任朱自清的助教,并为闻一多的国文课批改学生作业。1934年至1952年,林庚先后在北京民国学院、厦门大学、燕京大学任教,1952年院系调整,改任北京大学中文系教授直至去世。“常听见有小孩的脚步声向我跑来/中止于一霎突然的寂寞里/春天如水的幽明/遂有一切之倒影……”作为一位拥有敏感气质和“童心”的诗人,林庚的学术研究也往往来自对文学直接而丰富的感受。无论讲课还是做论文,绝不枯燥,而是诗意地飞翔。讲楚辞,讲考据,学生视为畏途,他却说:“考据并不意味着钻故纸堆,闭目塞听。好的考据家就像是出色的侦探。”三言两语,举重若轻,使学生跃跃欲试。论王维,他说:“古人称王诗‘穆如清风’,那就仿佛是清新的空气,在无声地流动着,无时不有,无处不在”。说到“盛唐精神”,他说“玲珑透彻而仍然浑厚,千愁万绪而仍然开朗”,“它植根于饱满的生活热情,新鲜的事物的敏感,与时代的发展中人民力量的解放而成长的,它带来的如太阳一般的丰富而健康的美学上的造诣。”
“盛唐气象”、“少年精神”,不仅是林先生对唐诗的概括,亦是他自己对生命的追求。他喜欢描写阳光、春天,以轻快的笔调抒写饱含生命力的东西。他曾论屈原:“人不仅是诗的作者,而且人本身就是诗。”林先生自己,又何尝不是如此呢?
北大传统精神的代表
在北大执教50余年,林先生弟子无数;几乎所有从北大中文系走出来的人,都对林庚先生感佩不已。如作家吴泰昌说:“对于我们这些北大子弟兵来说,林庚先生是我们的授业恩师。”
1956年,正在北大中文系就读的吴泰昌听林庚先生讲了一个学期的唐代诗歌课。1963年冬天,为准备北大研究生论文和国家考试,吴泰昌特地向林先生求教关于李白、杜甫诗歌的问题,林先生和他畅谈许久,尤其谈到,他们各人有各人难以替代的特点,对“思想性”的理解不要狭隘。林先生还特地告诫他,做学问不要只看选集,要看全集,有一些作品虽然不值得入选,但必须通读,才能了解一位诗人的整体创作情况。第二年春天,吴泰昌参加考试,抽签的题目恰好是《以李白和杜甫的诗为例说明文学创作的思想性与艺术性的关系》,林先生的教诲令他受益无穷。
北大谢冕教授如此谈到林先生对他的影响:“林先生也许并不知道,在我心中,他始终是我的诗歌启蒙者和引路人。”“林庚先生是北大的骄傲。他的学术操守、人格力量,始终代表着北大的传统精神。他默默住在燕园平静的一角,不与世隔绝,却与世无争;虽然身居深院,却总是心忧天下,萦怀于万民的忧乐。”
古典文学研究家傅璇琮则这样守望恩师的寓所:“我有时去北大,怕打扰林先生,不一定进他家去,但我到北大校园,总要抽些时间,单独一个人,去燕南园,并在燕南园62号大门口,来回走几次,然后默默地离开。”
不仅是这些直接领受林庚先生言传身教的人,林庚先生的风范在无数后来者中间亦口耳相传。北大中文系博士生刘占召,算起来应该是林庚先生的第三代弟子了,他心目中的先生是这样的:“林先生95大寿时,我们给他选了寿桃,是我端过去的。他?而高,精神矍铄,尤其是眼睛,很亮,很亲切,又很深邃。那次生日真是盛况空前,任继愈、袁行霈、吴小如等先生都是他的晚辈,都来了,林先生一出现,同学都情不自禁地鼓掌。他已是中文系的根与灵魂,是远离尘嚣、静静的一代宗师。”刘占召还记得,那天他领教了林先生惊人的记忆力。“当时我们聊天,一位师兄谈起杜甫的一首诗,林先生接口就背,分毫不差。我们都呆了,这是95岁的老人啊!”
“燕园少了一位老人,天堂多了一位诗人。”在北大校园网上,青年学生写下深情的悼念。
燕南园62号的绚烂霞落
林庚一生推崇寒士、布衣精神,他自己亦极简朴。谢冕说他的家:“绝对与豪华无涉,说是清贫,也未见过分。有一个厅,却是连一套像样的沙发也没有。记得有一只过时的冰箱,倒是被放到了显要的位置,这就越发显示出‘家无长物’的特殊境况。”
林庚的讲课风度几成传奇。曾任林先生助手的商伟曾撰文回忆先生风采:“二十多年以后回想起来,先生的讲课留给我最深刻的印象是他诗人的气质和风采。先生身着丝绸长衫,风度翩翩,讲课时不读讲稿,只是偶尔用几张卡片,但是思路清晰,且旁征博引,让我们一睹文学世界的万千气象。先生用的几乎是诗的语言,而他本人便如同是诗的化身。我记得当时我们完全被征服了。全场屏息凝神,鸦雀无声,连先生停顿的片刻也显得意味深长。这情景让我第一次感受到诗的魅力和境界。”
林先生一生淡然,但这丝毫不妨碍他的勇敢与直率。《光明日报》原文艺部主任乔福山对此感触最深。1962年,时任《光明日报》记者的乔福山写了一些与当时主流观点不同、反映文艺界思想动态的内参,受到了批评,这令他颇为苦恼。有一次他去林先生家做客,与先生谈起此事,先生直率地表示了对当时“越是精华,越是批判”的潮流的不满,并说了一句妙语:“以前苏轼是诗文书画四绝,现在什么都没有,只有东坡肉了。”在当时的政治环境下,说出这番不满,是需要极大的勇气与见识的。吴泰昌也记得,1978年为文艺报复刊事走访北大,听取朱光潜、吴组缃、林庚等老学者意见时,林庚先生对文艺界的状况也是直言不讳,他认为必须有不同观点、不同声音,文艺才能丰富多彩。
林庚先生在睡梦中驾鹤西去,无疾而终。刘占召说:“我们为林先生的去世感到悲伤,但对林先生来说,这也是一种幸福吧。他一生平静自然,走时也如此从容,这是高不可及的生命状态。我们同学说:这是上帝对他的报答。”
吴泰昌则说:“50年前我们在校时,给我们讲课的朱光潜、吴组缃、王瑶等老先生一个个都走了,林先生是走得最晚的。虽然令人唏嘘,但这是自然规律,一代接一代,一茬接一茬,文学研究的后人在这么好的基础上,应该做出更多成就。”“这条路上的行人是不会断的。他们都是一缕光辉的霞彩,又组成了绚烂的大片云锦,照耀过又消失,像万物消长一样。霞彩天天消去,但是次日还会生出。在东方,也在西方,还在青年学子的双颊上。”长年居住在燕园的作家宗璞,20年前在《霞落燕园》中如是说。此时此际,这句话仍不过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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