快乐经济学的理论假设和研究方法
可以说，自从人类有了思考能力，便开始了对我们的生存目的以及何为快乐的理性思索。在经济学产生之前，亚里士多德在他的《政治学》中就指出，“财富显然不是我们真正要追求的东西，只是因为它有用或者别的什么理由”。在此，他已经暗示了财富不是幸福与快乐的唯一源泉。然而，随着经济学逐渐从早期的道德哲学中脱离出来而成为一门独立的学科，尔后更逐步发展成为可以用数学来进行量化研究的科学，采用一个更加准确、也毋宁说更加狭隘的概念来定义政治哲学中模糊的、难以衡量的主观快乐或幸福就成为一种必然。
在早期的边沁、密尔、斯密，以及后来的马歇尔、庇古、瓦尔拉斯、希克斯等奠基经济学家的精心理论浇筑下，用货币单位（monetarymetric）来衡量的效用（utility）和福利（wel-fare）成为福利经济学中快乐与幸福的主要指标，收入和GDP也由此成为比较个人和国家快乐和幸福水平高低的重要依据，相关公共政策的制定与评价也围绕于此而展开。尽管这些经济学家自己也认识到仅用货币收入来衡量经济福利会遗漏其他一些影响快乐和幸福的重要因素，但为了理论的严谨和逻辑的一致而不得不忍受这种简化。从此，以收入和财富为基础的福利和效用不仅支撑着经济学大厦，引导着公共政策的方向，也左右着大多数普通人对于幸福和快乐的理解。
美国南加洲大学经济学教授理查德・伊斯特林（R.East-erlin）是最早对主观快乐进行理论研究的当代经济学家。他在1974年的著作《经济增长可以在多大程度上提高人们的快乐》中提出了所谓的伊斯特林悖论（EasterlinParadox）：收入增加并不一定导致快乐增加。首先，国家之间的比较研究以及长期的动态研究表明，人均收入的高低同平均快乐水平之间没有明显的关系。其次，在收入达到某一点以前，快乐随收入增长而增长，但超过那一点后，这种关系却并不明显。第三，在任何一个国家内部，人们的平均收入和平均快乐之间也没有明显的关系，包括文化特征在内的许多其他因素会影响快乐。
快乐经济学采用了完全不同于传统经济学的理论假设和研究方法。传统经济学对福利和效用的研究建立在萨缪尔森提出的显示偏好（preferencerevelation）假设上，也就是说，如果在实践中观察到某一个理性经济人在可以选择B的时候选择了A，那么就可以推断对该人而言A的效用（福利、快乐）大于B的效用。然而，快乐经济学认为，存在很多人们无力改变或选择的宏观制度安排或政策背景，例如，不公平、环境恶化、通货膨胀、失业等，在这种情况下，显示偏好假设并不能揭示人们的真正意图。相反，快乐经济学采用了明示偏好的方法（preferenceexpression），即直接让受访者回答他们对某些问题的看法，以表明他们对快乐的态度。这种假设看似一种退步（因为传统经济学认为只有在人们的现实选择中才能够发现他们有关偏好和福利评价的真实信息，假设的问题或模拟的场景没有经济学意义），然而快乐经济学争辩道，在很多情况下，显示偏好实质上只是在诸多都不令人满意的方案中勉强进行选择，它提供的信息同样也是有限的，而只有让人们明确地说出真正导致他们快乐的原因或不快乐的障碍，才能够发现现实世界同一个理想世界之间的真正距离。
基于这些理论假设，快乐经济学采用了问卷、访谈等心理学和社会学的研究方法，并借助于计量统计和大样本处理等技术，通过对不同国家、不同年代、不同行业、不同文化的人们的快乐调查（happinesssurvey）来了解他们快乐的水平和影响快乐的因素。其中最为一般的问题是：“一般而言，你快乐吗？”“哪些因素导致你快乐或不快乐？”研究者发现，绝大多数回答都指向一些相同的因素。
影响快乐的多重因素
快乐经济学并不是要完全放弃或取代传统经济学以收入和财富为基础的福利衡量方法，而是强调了给人们带来快乐的其他因素。这些因素可以归纳为两类，一是个人特征，如期望值、性别、年龄、受教育程度、身体的健康状况、经历与背景等；二是个人无法选择的宏观制度安排，如通货膨胀、失业、制度的公平性、公共品的数量与质量、环境等。在这些方面，近10年来积累了大量的经验研究文献。例如，阿莱西那等学者（Alesina,etc.,2004）发现在不同国家公平和快乐之间都具有密切的正向关系。布兰切伏劳等学者（Blanchflower,etc.,2004）对20年来美国和英国不同人群的快乐水平进行研究，发现总的快乐水平下降，黑人的快乐上升，白人妇女的快乐下降，快乐随年龄的增长呈现U型曲线，并且，他们试图确定快乐或痛苦的价值，例如，和睦的婚姻给人们带来的快乐价值大约为100,000美元/年，而失业给人们带来的损失价值60,000美元/年。克拉克等学者（Clark,ect.,2004）发现失业会导致严重的不快乐，即使存在足够的失业救济，人们也不会如传统经济学理论显示的那样主动地选择失业，摩擦性失业并不像经济学家假设的那样无害。艾格斯等学者（Eggers,etc.,2005）探讨了俄罗斯近年来的经济萧条和失业给人们的快乐造成的负面影响。格拉汉姆等学者（Graham,etc,2002）研究了市场经济中的机会和不稳定同快乐之间的关系。维恩霍夫等学者（Veenhoven,etc.,2005）建立了一个世界范围内的快乐数据库，对各国的快乐水平进行比较。他们的数据显示，由于1990年代以来的高速经济发展，中国的快乐水平高于同等收入的其他国家。
这些经验研究对快乐的理解可以归纳为以下四点：
首先，相对于传统经济学而言，快乐经济学更加倾向于主观效用论，它们认为人们的快乐更多的是一种主观评价，这种观点尽管在历史上也受到客观效用论的挑战（以收入为基础的传统快乐理论就是建立在客观效用论的基础上，因为收入更加客观和容易衡量），但由于当代的快乐研究采用了实证的大样本统计和计量经济学工具，因此相对于历史上的纯粹理论思辨而言就更加具有说服力。
其次，快乐经济学承认收入确实是带来快乐的重要因素，但不是唯一因素。在基本的需要满足以后，其他因素的重要性就开始凸显，其中最重要的就是期望值的升高。罗加斯（Rojas,2004）发现，有很多高收入者认为自己不快乐，也有很多低于贫困线的人认为自己很快乐，原因就在于他们有着不同的预期。这类似于心理学中的“拐点”理论，也就是说，收入的增加会抬高人们的期望，反过来又导致快乐水平下降。这意味着，要想在长期提高人们的快乐水平是非常困难的。这在一定程度上解释了美国和欧洲等富裕国家人们的快乐水平也并不像我们预想中那样高的原因。
再次，人们对不同来源的快乐具有不同的适应性，收入和财富带来的快乐比较短暂，而非财富带来的快乐则较为持久。同样，相对于非金钱的损失而言，人们更容易适应金钱损失带来的痛苦。然而，现有的政策大多建立在物质奖励和惩罚的基础上，在快乐经济学看来，这显然降低了奖励和惩罚的长期力度。2002年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丹尼尔・卡纳曼（Kahneman,etc.,1999）则发现，同样数量的损失给人们带来的痛苦要大于同样数量的获得给人们带来的快乐，因此，至少不要让人们变得更差对于公共政策制定就非常重要。
最后，快乐对收入具有反作用。很多研究发现，一些偶然性的不幸和痛苦会极大地降低人们的工作动力和收入，导致一种恶性循环；相反，快乐的人在工作中的业绩更加突出，因此更容易获得较高的收入，形成一种良性循环。这显示了不论在社会还是在企业中营造快乐的氛围的重要性。
快乐经济学的公共政策内涵
快乐经济学促使我们对如何促进人类发展和公民福利的传统观点进行反思。首先，幸福快乐，而不是收入和GDP，才是我们的终极目标。既然收入和GDP并不能显著增加人们的幸福水平，那么，我们个人、乃至人类社会冒着过渡竞争、环境恶化、损人利己、尔虞我诈，最终耗尽地球的风险，去追求自己的、本国的收入和GDP无止境的增加就失去了其意义。人是一种经济动物，具有一种积累财富的本能，然而，我们在这样做时，却往往并没有思考这样做的意义。
其次，衡量社会发展和经济增长需要一些比GDP、收入、财富更加全面的指标。快乐经济学认为，我们应该采用一个更加广泛的指标体系来代替GDP，以反映个人幸福和社会福利的变化。阿马蒂亚・森提出的人类发展指数（humandevelopmentindex,HDI）已经被联合国的年度发展报告采用，丹尼尔・卡纳曼更提出应当建立国民快乐账户（NationalWell-beingAccount）来取代传统的GDP，发达国家在这方面已经开始进行一些尝试，我国各级政府也已经开始考虑用类似于HDI的指数来衡量地方官员的业绩。
再次，政府的公共政策应当从追求经济总量的增长转到追求建立并维系一个健康公平正义的宏观制度安排上来，经济总量的增长应该是这一制度安排的必然结果，并且这种增长将更加稳健和可持续。如果仅仅以总量的增加作为目标，就有可能导致更大的不公平，会降低弱者的幸福，而这种降低是无法如功利主义秉持的加总原则那样，通过强者幸福的提升而得到弥补的。除非这种不公平是在健康公平正义的宏观制度安排下自然形成，并因此得到全体社会成员的一致认可。效率并不是公共政策的唯一目标，公平不需要通过增加效率来证明自己的价值，它同效率具有同等的价值。著名的澳大利亚华人经济学家黄有光在其《效率、公平与公共政策：扩大公共支出势在必行》中指出，由于扩大公共开支可以增进公平，改善宏观制度安排，并增进人们的幸福感，因此扩大公共开支势在必行。
最后，政府负有对公民进行教育的义务，告诉他们什么是真正的幸福，如何才能获得真正的幸福。古典经济学家密尔在对边沁的功利主义进行修正时说，应当区分两种类型的快乐，一种是高尚的快乐，另一种是低级的享乐。因此，在发展市场经济、尊重个人选择的同时，政府不是消极无为的。它负有引导并教育人们追求高尚快乐，拒绝低级享乐的责任。教育是改变理性经济人效用函数的根本途径，是对抗自由主义及个人选择的有力武器。当然，这种教育应当是美国著名哲学家、教育学家杜威在其巨作《民主主义与教育》中阐释的非功利、无目的的教育、将人变为真正的人的教育。（作者单位：华中科技大学公共管理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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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经济学教授德隆（J.BradfordDeLong）的估算，以1990年的不变价格计算，2000年全球人均GDP已达到6539美元，是1900年679美元的9.6倍，更是公元1000年133美元的49.2倍。然而，现在人们的快乐水平显然不可能是这些历史时期的相同倍数。这表明，传统经济学所关注的收入和财富同人类真正的快乐和幸福并不等价。
美国南加州大学经济学教授理查德・艾斯特林（RichardEasterlin）是最早对快乐进行理论研究的当代经济学家。他在1974年的论文《经济增长可以在多大程度上提高人们的快乐》中提出了著名的艾斯特林悖论，即收入和快乐之间不存在明显的正向关系。如果这一悖论成立，那么个人以及整个人类社会千方百计地追求经济增长就失去了其应有的目的，整个国家的政策也应当相应改变，由此人类社会的可持续发展也可以顺利地实现。他的这一篇论文最初被主流经济学刊物拒绝，但近年来产生了越来越大的影响。2006年3月，他和他的同事组织了一个“快乐经济学论坛”，吸引了来自世界各个国家的30多位学者参加，并策划成立一个相应的研究机构。他目前的研究课题是“生命周期中不同阶段的快乐”，他发现，相对于财富而言，快乐的婚姻和健康可以带来更加持久的快乐。
澳大利亚莫那什大学经济学教授黄有光（Yew-YwangNg）是在世界前10位的经济学刊物上发表论文最多、其文章被引用次数最多、被认为最有可能获得诺贝尔经济学奖的华人经济学家之一。他主要的研究领域是福利经济学。他最早在中文世界中倡导进行快乐经济学研究，曾对东亚地区“经济快速增长而人民快乐不足”现象进行了深入分析，并称之为“快乐鸿沟”。他在其著作《效率、公平与公共政策：扩大公共支出势在必行》、《经济与快乐》、《福利经济学》中对快乐的有关问题进行了深入的探讨。
印裔英籍经济学家、哈佛大学教授阿马蒂亚・森（AmartyaSen）被誉为“经济学家的良心”，他由于对贫困、福利经济学、社会选择等问题的研究而获得了1998年的诺贝尔经济学奖。他从快乐的反面――贫困以及由此产生的不快乐――对快乐经济学做出了卓越的贡献。在《贫困与饥荒》一书中，他提出导致贫困的根本原因不在于粮食总量的缺乏，而在于穷人获取粮食能力的不足，并提出了分析贫困问题的“能力的方法”（capaci-tiesapproach）。他的观点为联合国编制的人类发展指数（HDI）以及世界各国的扶贫方案提供了新的思路。在《以自由看待发展》一书中，他对传统经济学中快乐的哲学基础――功利主义――进行了深刻的批评，指出功利主义的三个缺陷：漠视分配、忽略权利以及其他非效用因素、适应性行为和心理调节，而现代主流经济学仍然主要以功利主义作为自己的哲学方法论基础，这一基础正是近年来经济学被批评为“一门冷冰冰的学科”的原因。
2000年，一份同行评议的学术期刊《快乐研究杂志》（JournalofHappi-nessStudies）由世界著名出版公司荷兰Springer公司出版。这标志着对快乐问题的研究已经获得了国际学术界的认可。
中国社科院近年来定期发布《社会蓝皮书》和《中国居民生活质量调查报告》，采用统计抽样的方法，对我国不同行业、性别、年龄、地区、收入的从业人员的满意度和幸福感进行调查。这是我国最为接近于快乐经济学理论的相关调查。还有一些省市（如浙江）以及其他一些机构也进行了类似的调查，但其理论性、学术性和权威性还有待进一步的提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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