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于东征胜利的意义，毛泽东在1936年5月
红军东征的历史意义，笔者认为可以用两个“标志”来加以概括，即：标志着由土地革命求发展向以抗日求发展的政治战略的转变；标志着由经营西北向以华北为目标的军事战略的转变。中共以抗日求发展的战略思想应该说始于1935年12月的瓦窑堡会议，但开始付诸实践或曰在军事上得到体现则是在瓦窑堡会议上决定并随后进行的东征。东征一开始行动就是以“中国人民红军抗日先锋军”的名义出师的，1936年2月17日发表的《东征宣言》，4月5日发表的《为反对卖国贼蒋介石、阎锡山阻拦中国人民红军抗日先锋军东渡抗日捣乱抗日后方宣言》和东征结束之际发表的《停战议和一致抗日通电》，无不是以抗日为旗帜和口号的。所以，东征不仅仅是一次重大的军事行动，而且也是积极抗日和谋求建立统一战线的政治宣示，是中共以抗日求发展政治战略形成的标志。
关于东征的第二个标志性意义，我们主要是想强调它在中共新的地缘战略即进军华北的军事战略（以华北为目标的军事战略）形成中的作用和影响，并进一步阐述这一军事战略对中国革命地缘战略转变的历史意义。我们知道，红军东征的直接目的是在山西建立根据地，然后再寻机进入河北或察绥。也就是说，红军的战略目标分为两步，第一步是进军山西，第二步是如果条件许可再进军河北或绥远、察哈尔，以“开赴抗日前线”。关于这一点，红军出师的《东征宣言》就公开宣布“东渡黄河，挺进山西，并准备出师河北与日本帝国主义直接作战”。东征期间，毛泽东一方面指出：“经营山陕，主要是山西，是对日作战必要与重要的步骤”；另一方面也说：“山西是主要的，也可以临时到河北、绥远去”。因此，红军东征既是一次以在山西境内创建根据地为目标的战役行动，也是一次以华北为方向谋求发展的战略行动。
当然，由于客观条件的限制，红军东征最终未能实现预期目标。但是，随着红军东征的实施，中共以华北为目标的军事战略逐渐清晰并最终形成。这对以后中国革命的历史进程和地缘战略的转变，对重建全国统一的路径选择都产生了重大影响，具有重要的历史意义。这些影响和意义至少可以概括为以下三个方面：
第一，实现了中国革命地缘战略的重大调整。红军东征的直接目的虽然没有达到，但中共的战略发展方向从此趋于明确，将发展革命力量的重点由西北转向了华北，从而在战略指导思想上实现了中国革命力量发展的重心由南方而西北，再由西北而华北的两次转移。中国革命的地缘战略正是通过这两个阶段的两次调整，才使长征真正在完整的意义上完成了中国革命由南而北的战略大转移。
第二，确立了以后抗日根据地开辟的发展方向。东征是中共在抗日救亡运动高涨的背景下，在全国性内战尚未结束，局部统战已经形成的条件下，开创华北抗日根据地的一次军事尝试和先期行动，为以后华北抗日根据地的创建指示了战略方向。到1938年底，八路军主力部队基本控制了华北的主要战略要地，全面建立了抗日根据地。华北抗日根据地的创建是中国共产党以抗日求发展，以发展促抗日，将抗战的政治方针与发展力量的军事战略完美结合的产物。它在政治上使中共成为抗日的中坚力量和统一战线的有力领导者；在军事上达到了控制华北各战略要地和将党领导的抗日力量由西北发展到华北的目标，从而完全实现了红军当年东征的战略意图。可以这样说，红军东征为以后华北抗日根据地的创建指示了战略方向，华北抗日根据地的形成则是当年红军东征战略方向和战略意图的完整体现。
第三，奠定了未来全国统一路径的选择基础。中国历史上的统一，除明朝和本世纪20年代国民革命军北伐之外（北伐获得的仅是表面上的统一），大都是自北而南。中国革命胜利的过程，也是中国重新实现统一的过程，这一过程也同样表现出自北而南的特点。而这一特点的形成又与中国革命根据地的地域分布密切关联。中国共产党创建根据地的历史以长征为界线分为前后两大时期。长征之前，各革命根据地除陕甘宁苏区外，全部分布于以长江流域为主的南方地区。长征以后至抗日战争期间，各根据地遍布华北、华中、西北、华南各地区而以长江以北最为集中，形成了以陕甘宁边区为核心，华北根据地为重心，华中根据地为骨干，包括华南各游击根据地在内的抗日根据地体系。抗日战争胜利以后，这一根据地体系经过调整、发展、扩大，全部分布于长江以北而以黄河流域最为集中，中国共产党就是凭借这一根据地体系的物质基础，达到了在长江以北地区歼灭国民党主力兵团的目标，完成了北方的统一，接着进军江南、西北、西南，完成了除台湾省外的全国统一。由此可见，抗战时期根据地在北方的重点分布决定了解放战争历史进程亦即中国统一由北而南的路径。从这个意义上说，中共以华北为目标的军事战略的形成，奠定了未来全国统一路径的选择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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